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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小彬
一個人，不論他才品多高，所學所著與現實社會多麼不著邊際，他都要與生活打交道，都離不開經濟，這真是一件讓人很無奈的事情。
陳明遠先生所著《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一書，正是從上世紀二十年代一些著名文化人日常生活的角度，考察了這些人當年的風貌。陳先生梳理大量歷史資料，確認陳獨秀任北大文科的「學長」月薪三百銀洋（合今人民幣一萬二千元），胡適任文學教授月薪二百八十銀洋（合今一萬一千二百元），李大釗任圖書館主任月薪一百二十銀洋（合今四千八百元）。魯迅當時在教育部任公務員，月薪三百銀洋，與陳獨秀相等。另有資料表明，錢玄同、劉半農等人，月收入都在二百至三百圓之間。
當時北京的一般生活水平是怎樣的呢？陳先生分析，二十年代「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圓伙食費，足可維持小康水平。」較為有錢的文化人，全家每月生活費（食物、房租、交通費）八十圓，已經很寬裕了。魯迅一家四口每月開支還不到此數，因此能夠盈餘很多錢逛琉璃廠選購古書、文物，並且從經濟上幫助後起之秀，甚至自費出書。
一九二二年五月，蔡元培、胡適等人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是中國現代早期知識階層的政治獨立宣言。他們起草了一個綱領，提供給大家批評、討論。聯合署名的有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釗、丁文江等十六名教授學者。
在討論中，時年二十八歲的金岳霖發表長文，提出了他的四個希望：第一，希望知識者成為「獨立進款」的人，靠自己本事吃飯，不依附於權貴，實現獨立人格。「我開剃頭店的進款比交通部秘書的進款獨立多了，所以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裡拍馬，不如在水果攤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識者不做官，不當政客；第三，希望知識者不發財，不做金錢的奴隸；第四，希望知識者能有一個「獨立的環境」。
八十多年過去了，讀陳明遠先生此書，我們會發現自己常常陷於悵惘和感歎中，我們仍沒有擺脫魯迅、柔石等人的焦灼與困厄，蔡元培、胡適、金岳霖的理想，也仍然是我們努力達到的。別的不說了，就拿文化人的經濟生活而言，也是令人不勝感慨的。在「官本位」文化深厚濃重的中國社會，現在有幾人願意在水果攤上唱歌，而不是到政府部門做秘書？同樣，在商品經濟統禦一切、商品交換意識空前普及的今天，有幾個文化人不渴望「發財」？凡有些文化的人，肯定都不願做金錢的奴隸，可是，在由權力和資本共同操縱的商品社會中，他們要先生存下來呀！而作為一個文化人，如果他不依附權貴，如果他想保持某種程度的獨立和尊嚴，如果他還想說出幾句真話，他的生存恰恰是極不容易的。
文化人因為有知識，有學養，因而大多是敏感的，有些人還頗矜持，對自由和能從事創造活動的空間都有殷切的期盼與要求。如果條件允許，文化人肯定是願意自食其力的，是願意靠向社會提供高品質的作品，換回金錢、衣食、社會地位和生存所必須的一切的。前提是，應該有一個相對寬鬆的空間和公平的競爭環境，市場不能受到非經濟因素的宰制。文化，說到底是精神自由和思想創造的活動，是有才華和創造能力者對真、善、美苦苦尋覓的結果，是一些靈魂高貴的人憑其品行、才智的超越追求。純正的文化人，從天性深處肯定是厭惡官場的，是看不慣官衙陋習的，他們最怕官員的約束，最怕權力進入、干預、操縱文化的運作。
令人頗為難堪的事實是，蔡元培、魯迅、胡適、金岳霖等人代表的文化傳統，在當代中國香火不旺；那些人對學術良知的堅守，對官衙和資本有意保持的距離，對正義的籲求，對底層民眾疾苦的關注，當然也有承繼者，但卻稀少、分散，相互之間缺少聯繫。近些年來，學界的明顯趨向是學者的「學院化」和「體制化」，在「學術規範化」的告誡下，不少學者探賾索隱，埋頭學問，對變化劇烈的現實社會不聞不問。非常明顯，在這個年代裡，一個文化人，一個別無所長只會擺弄文字的人，如果不是某門學科的專家，從事的文化種類也非熱門，如果還由著自己的性子，對權力持清高態度，不願靠近並攀附，同時又冷眼看待資本集團的生長，輕易不肯離開懷疑與批評的立場，那你多半會有一種孤立鬧市的感覺，你會首先面對自身的生存問題，也就是說，你將如何經濟？
可我們這個在過剩的慾望中飛速旋轉的社會，這個層出不窮著種種問題和憂患的老大國度，是需要一批雖是社會賢達、名利雙豐之下仍不忘民眾疾苦的文化人的，時代希冀和呼籲著蔡元培、魯迅、胡適等人的再生，它渴望再出現一些「在無希望中尋找希望」的人，它還召喚那些忍受著自身的貧寒為大眾利益奔走、為正義和社會的前途苦苦探索的人打起精神，作韌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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