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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書中，可看到賈植芳的文學見解。 照片由作者提供
黃仲鳴
一九八七年四月，白先勇飛上海，得晤賈植芳。閒談中，白先勇自爆青年時代喜讀還珠樓主的武俠小說；言語間，還露出敬佩之意。對此，賈植芳感到很意外，認為「我國新文學作家很少注意這類通俗作家的作品，往往把他們看成另外一種人——『道不同不相謀』嘛！」又說：「這位在西方文化價值觀念之下成長起來，而又長期生活在西方社會的中國現代作家白先勇先生，竟然對這位早已被我們社會遺忘多年的中國現代通俗小說作家還珠樓主還念念不忘時，真使我驚異非常。」
好一句「道不同不相謀」！這正是雅俗文學作家彼此「不相容」的「玉律」。但，只要我們翻翻現代文學史，採「不相容」態度的，多是所謂「雅」文學家。賈植芳以鴛鴦蝴蝶派作家為例，指他們「也自認不諱言地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供讀者茶餘飯後消閒解悶的東西，是一種『遊戲文學』，也因而遭到了新文學家的迎頭痛擊，斥之為『文丐』、『文娼』等。」茅盾是這批「怒斥作家」的幹將之一，但其後在香港方言文學運動中，卻力主媚俗路線，並「艷羨」「市民作家」周白蘋所著《牛精良》的「洛陽紙貴」，要寫方言通俗作品的作者反省。茅盾這種「出爾反爾」的論調，雖和當年的政治需求有關，但由此可以證明，通俗作品並非渾無價值，在文學史應佔一席位置。最重要的是，通俗文學市場大，不僅是普羅階層的「恩品」，還是一些「雅」作家的精神食糧。白先勇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金庸作品未成「經典」時，何嘗不是各個階級喜讀的通俗讀物？連大學教授、學者也捧而拜讀，並撰文同聲頌之；黃維樑更說是青少年學寫文章的典範。
賈植芳說，這類作品或多或少、或強或弱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生活內容和時代訊息，有其一定的歷史認識價值。他還強調：「即便是他們的文學觀點，我認為也反映了某種文化價值觀念。它看重文藝的欣賞價值和娛樂性質這種藝術功能，從市民文化的角度對傳統文學中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文以載道』、『詩以言志』的正統文藝觀加以否定，這正是中國社會由長期的封閉狀態走向開放這個歷史特徵的反映，也是商品經濟社會所形成的文化市場開始出現後的一種標誌。」
賈植芳這番言論，悉見他的《我看周瘦鵑和鴛鴦蝴蝶派》，收在他的新書《歷史背影》（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二○○八年一月）內，極具識見。而他和白先勇的晤談，也見《關於還珠樓主》一文內。封底介紹他是「文化大師」，「集作家、學者、翻譯家和教授於一身」。他對通俗文學的見解，透過他對還珠樓主和周瘦鵑的懷念，表達無遺；雖不是真知灼見、獨得之見，但對鄙視這流派的一些作家、學者，無異是一把利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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