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智德
戴望舒在香港的事跡，盧瑋鑾教授早在八十年代已具詳論，並為學界特別是戴望舒研究者一再引述，加上九九年間《收穫》雜誌發表一封從未公開的戴望舒書信，以及零四年間《陳君葆日記全集》的出版，使我們得悉許多前所未知的戴望舒生平資料。了解他在香港的編輯工作、對抗戰文學的維護和推動以及持續的翻譯和創作，我們對戴望舒的印象，尤其教科書上的介紹，實毋須再停留在三十年代的「雨巷詩人」了。
三四十年代大量內地文人來港，由於戰爭緣故而短期停留，其實都屬平常，唯個別作家也利用香港相對自由的環境，從事許多未能在內地進行的文學活動和創作，在整體現代文學史以及作家個人的創作上，都具不可磨滅的特殊意義，戴望舒香港時期的工作和作品，也當如此理解。
一九三八年，戴望舒從上海來到香港，本屬意轉赴大後方，但受當時正籌辦《星島日報》創刊工作的胡好之邀，戴望舒決定留港，主編《星島日報》副刊「星座」，憑他過去在上海創辦文學雜誌的經驗和文藝界的人脈關係，廣邀內地名家如沈從文和蕭紅等執筆，亦同時發表香港青年作家的創作。
從一九三八至四九年間，戴望舒居港近十年，三年零八個月時期亦沒有離開，一九四八年出版的《災難的歲月》，是他生前最後一本詩集，主要收錄香港時期作品，包括《我用殘損的手掌》、《獄中題壁》、《蕭紅墓畔口占》等不朽之作。
今年是戴望舒來港七十周年，無論在香港文學或現代文學的意義上，都值得好好紀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