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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遠清
兩大政黨惡鬥，政客們各懷鬼胎，謊話連篇，「候選人」捶胸頓足發毒誓，這意味著誠信時代的結束，使得台灣青年作家駱以軍感歎：我們「都得生活在明目張膽的鬼臉之下」。統獨鬥爭如此嚴重，「藍」「綠」對峙如此激烈，作家們難以清高：有的人不是隨波逐流，就是奮起抗爭，使文壇一片亂象叢生。
「泛藍」詩人的社會關懷表現在國家定位、社會發展、經濟建設、民主法制、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當他們感到面對強權作家顯得渺小，詩歌變革社會的功能是如此的脆弱時，他們也會以詩外的「搞怪」方式去參加反強權、反台獨、反抗去中國化的活動。
「荒腔走板」詩人也瘋狂
典型例子是2005年發生的「杜十三事件」。這年11月的某一天，具有中國性的杜十三將嘹亮鏗鏘的詩性抗議話語變質為躁鬱的語言暴力：跑到電話亭「拍」電話恐嚇正為高捷弊案「叮」得滿頭包的「行政院長」謝長廷，稱「要殺害他全家」。這場「詩人」造反風波鬧得全島沸沸揚揚。就憑這荒腔走板之「詩聲」，詩人一夕之間上了全台灣報紙的頭條，還有第三版幾乎全版的新聞與評議。為了結束八卦媒體窮搜其人其詩其功其過其喝過的酒瓶其用過的餐巾紙的尷尬局面，更重要的是為免於牢獄之災，杜十三後來將這一「行為藝術」解釋為三杯黃湯下肚後才會犯下這「不正當」的舉動，最後以道歉了結。
對這一事件，「藍」「綠」詩人反應截然不同，如「深綠」詩人李敏勇認為：杜十三這一行為「是黑暗的。政治人物當然可以批評，但躲在暗處的語言暴力並非杜十三的『詩人』作為，而毋寧是他的『病人』行為……」而為其辯護者則認為，不是杜十三病了，而是社會病了；不是詩人瘋了，而是「天天製造問題，天天製造謊言，逼著詩人傷痛」的政客瘋了。白靈以有杜十三這樣的朋友而自豪：冒著腦袋被敲碎危險的杜十三，「吐出一句血，那是他一生最紅的詩。」本來，新世紀的台灣是一個「鬼臉的時代」，是執政黨千方百計破壞言論自由，因而惹得一向瀟灑的詩人也扮「鬼臉」，一向自由的詩人也瘋狂。一位有「詩儒」之稱的老詩人早在《詩的記憶》中就寫過：
這現實唯搞怪是崇
唯正常是病
唯醜陋是偶像
唯聖美是惡人
向明在《詩人也瘋狂》中說：「杜十三借酒壯膽，作出這樣一個被認為『不正當』的舉動，是被迫的。因為他用他的詩做表達不滿的管道，無人理睬；他認為民主國家最寶貴的言論卻被官方橫蠻的阻塞。他不得不『搞怪』來讓人注意。其實詩人是很悲哀的，環境逼得他不得不出此詩外的『下策』。」
美化吹捧 巧詞立著
在新世紀，以本土作家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報和評論刊物接連創刊。台灣文學史書寫中的國族認同問題引起激烈爭辯。2001年，還發生了引起全島抗議的《台灣論》漢譯本事件。《台灣論》由日本評論家小林善紀用漫畫的方式，表達自己在台灣這個所謂「國家」中看到了在自己祖國已消失的「日本精神」。書中對推行台獨路線的李登輝萬般美化和吹捧，而對反日的統派人士及中國作無情的抨擊。此書出版後，「泛藍」人士不是撕書就是在台灣最大的誠品書店前燒書，並推動拒買、拒讀、拒作者入境的一連串活動，可由於有台獨勢力的支援，《台灣論》不僅沒被打壓下去，反而成為年度暢銷書的頭一名。事件結束後，前衛出版社出了有關這一事件的《台灣論風暴》，而統派陳映真主持的人間出版社卻出版了批判《台灣論》的專書。
前途迷茫 作家自殺
在世紀交替之際，某些人在精神上始終無法擺脫從世紀末傳染來的頹廢情調，致使自殺成為台灣文壇的一個重要景觀。邱妙津於1995年在巴黎自殺後，2003年又有自縊身亡的黃國峻，以及於2004年讓生命時鐘關閉的《FHM男人幫》雜誌總編輯袁哲生。同一年，在詩作中對生命一再提出質疑和抗議的女詩人葉紅在上海自殺。2005年，曾獲梁實秋文學獎的新銳女作家黃宜君因憂鬱症病復發自縊身亡於花蓮，得年30歲。他們提前離開這個令人煩擾的「鬼臉」式的塵世，給文學界帶來巨大的震動，促使人們重新審視已存的文壇秩序和作家生存的意義。
抱著對生存目的、意義的懷疑和終極價值的困惑，對自身發展前途的迷茫，過於頹廢、虛無的小說家們無法抵抗死神的誘惑，由此走上不歸路。邱妙津這顆新星正是在這種生存虛無的黑暗底色中隕落的。她1991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創作，數次獲獎。她生命的26年，是精華的集中展示，著有短中長篇小說集多種。
充滿才華的小說家消失後，人們依然思念小說家才華的閃光。邱妙津寫於「鬼臉時代」的《鬼的狂歡》，人物充滿了精神以及肉體的困惑：「這些人物各自有各自的難題要打發，卻又因為這些難題的虛無性格誘使他們共同表現了某一世界觀——放棄了深情凝視世界的眼光，不了解也不妥協。」如《臨界點》的主人公因生理缺陷產生了極度自卑心理，而有時又將自卑心理轉變為過分的自尊，因而在與人交往時出現了異乎尋常的怪癖舉動。這種人在狂歡與死亡中徘徊，典型地表現了「新人類」極其矛盾的灰色心態。 （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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