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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聆泉圖 (清)沈宗騫。
吳武洲
清代文字獄的興盛，使文化界一時噤若寒蟬。許多士人便也不再做聲，埋頭書本，不問政事。－－什麼事情都敵不過光陰。時間一長，這居然成為一種穩固的風氣。不要說乾嘉學派興起的盛況，就是一般讀書人埋頭苦讀、專心學問的事情也變得相當普遍。這些人在小學、訓詁、考據等學問之間孜孜以求，把學問當成他們人生最大的追求，甚至連天下讀書人苦苦追索的功名，他們也可以放在一邊。如此一種「純學術」的人生選擇，倒也構成了那時一道獨特的風景。
孔子第六十八代孫孔廣森的學問做得不錯。乾隆三十六年就中了進士，選到翰林院作庶吉士。少年得志，本來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可他生性對名利看得很淡，只是喜歡讀書寫作。在為官時，也不願與達官貴人打交道。最後，竟主動退出官場，把自己的餘生奉獻給了他喜愛的學術事業。他的著述十分豐富，「著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序一卷」，「著有大戴禮記補注十四卷，詩聲類十三卷，禮學卮言六卷，經學卮言六卷，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六卷」，這纍纍書卷，後面隱藏的是一個人為學術棄功名的人生抉擇。在孔廣森中進士後的第二年，安徽人金榜也以第一名的成績中了進士。這個金榜與孔廣森有著同樣的愛好，——「性嗜學」。朝廷剛一授官給他，他就告歸了。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到「經籍」的研究上。晚年時光，由於坐骨神經痛，他躺在床上起不了身。都這樣了，他還是不放棄自己的學問，在床上口授，讓弟子記錄，硬是寫成了《禮箋》十卷。（見《儒林瑣記》）與此類似的還有「家世貴顯」、曾寫出了《史記志疑》三十六卷的梁玉繩，他的心思也沒有用在功名上，只想「世世作書生門戶」，因而「年未四十，棄舉子業，專心撰著」，把成為一名學者當成了自己的畢生追尋。
在「學而優則仕」的語境下，對於大多數讀書人來說，功名自然是「熊掌」，而學問不過是「魚」罷了。捨熊掌而取魚的人畢竟不是很多。倒是有一部分人，既想保住官位，又想做好學問，把魚和熊掌都抓在手裡。他們的選擇透露出了讀書人的聰明勁，即在選官時選擇一個比較閒散的職位，既保住了地位，又有更多的時間來完成自己的學術理想。最典型的例子是凌廷堪。他六歲時就成了孤兒，由一個書坊工人艱難奮鬥到進士。按常理講，飽受塵世冷眼的他應該更懂得權力的重要，可選官時，他放棄了知縣的位子，「自請改教職」，當了甯國府學的教授。他把母親接來官署後，安貧樂道，「畢力著述」。與此同類的，還有一個叫錢塘的讀書人，是乾隆朝的進士，本來也可選為知縣，但他也同樣主動要求必為教職，當了江寧府學的教授。業餘時間裡，他專門研究聲音文字，終寫成《律呂古義》。
在為學問而放棄功名的人中，還有一個名聲卓著的人，－－他就是乾隆朝的錢大昕。錢曾做過二十年京官和四省鄉試主考，已然是官居四品，可謂大員矣。但他「淡於榮利」，等到父親死的時候，回到鄉里，「遂引疾不復出」。後來嘉慶皇帝親政，多次派人勸請他重新出山，他都婉言謝絕了。在不做官的日子裡，他陸續主持著鐘山、婁東、紫陽等書院，其中主持紫陽書院達十六年之久，一心傳道授業解惑，門下弟子累計達兩千多人（見《清代樸學大師列傳》）。顯然，在學術和功名之間，他已經把著述和講學當成了自己的最後的歸宿。
愛功名甚於愛學問。雖然這只是當時部分讀書人的選擇，但也可以看出他們的價值取向。－－他們更願換取個人意義上片時的寧靜，而不願以「經世致用」的雄心來影響自己的學問。——只是如此，離儒家那種「達則兼濟天下」的傳統便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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