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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卓賢 攝：果 林
訪問期間，突發奇想。
那時餐室外忽然下起大驟雨，頗像《風箏家族》中，主角為妹妹準備了麻繩，趁颱風風眼快將降臨之際，把妹妹放到天上去的情景。
「不規則的風把她捲到離房子很遠的地方，我無法聽到她的呼喊，只是隱約看見她的手腳在空中亂抓，那刻我才發現，她比我們所想的輕盈，而我比自己所想的更無力。」
韓麗珠看上去輕盈，似乎有飄到天上的條件。如果街上碩果僅存的小說愛好者，認得半空中的作家，興許會解讀成後現代行為藝術或者小說實驗……
當然，她沒有飛到天上，仍舊安穩坐在我們面前，和記者漫談近年來創作《風箏家族》的一些事。
亂把作者和讀者對號入小說，後果可大可小。
有人說過，在香港做文化工作的像臥底。
因為不專心做著一件事情，眼睛看著其他東西的，是臥底。
而臥底都是很不情願的。
無可取代的工作
然而韓麗珠雖說同樣心有旁騖，卻不會成為臥底，更自言不是一個好員工。她腦子裡想的是寫小說，但困身的工作狀態，教她只能寫出大量爛尾故事，或記錄在筆記簿裡的意念。
2003年，香港爆發非典型肺炎，香港幾乎成為疫埠，那時每天都有人離世，韓麗珠忽然想：「如果我突然死了，就這樣完了，但很多小說還沒寫，甚麼也沒有留下。」
於是她第一次因為寫作離開工作，專注於寫作，造就了她第二部個人小說集《寧靜的獸》。
短暫離開後，韓麗珠重新回到全職的工作崗位，卻發現自己始終適應不了工作與寫作之間的衝突，再次醞釀離職的想法，並為以後寫作的生活作準備，終於在06年開始全身心投入寫作。
「工作，可隨便找個人代替我；但寫作，讓我感到自己是無法取代的。」
不能說的，作家
離職以後，韓麗珠寫了小說《壞腦袋》，那是整個《風箏家族》系列的第一個可能性。故事中的人都認為，主角「白」的腦袋盛載著不應該的東西；他們對「白」感到厭惡、拒絕，甚至誤讀。《壞腦袋》以後的故事，如作者的後記所說，像「項鏈上的珠串，有秩序地出現在我的腦子裡。」
這段期間，韓麗珠身邊的人都在問：你現在做甚麼工作。
「我不能告訴人家自己全職寫作。」韓麗珠說。
啊？為甚麼？
「因為他們會問：作家寫甚麼？小說是甚麼？是愛情的還是其他的？和散文有甚麼分別？很多很多問題。」
唉，那麼麻煩。你叫他們買一本小說來讀好了。
「可是他們又會問：可以在哪裡買到小說？然後你又要解釋甚麼是二樓書店，或者書店在哪裡。」
香港人習慣為所有事情分門別類，坐正確的位置，有標準的制服，也包括書，在書扉上加上閱讀分類，也就沒有陌生，沒有歧異，那樣，才感到安心。
《風箏家族》：家庭、身體、性別
「社會由許多家庭建立而成，透過家族體系與角色控制及塑造個人。人沒有家的話，社會就不能運作下去，因此社會需要透過家庭去控制人。」韓麗珠說。與新書同名，獲得第二十屆聯合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獎的《風箏家族》，是關於一個擁有肥胖遺傳因子的家庭故事。主角的外祖母、母親、姨母隨著年紀，身體漸次變得龐大，主角和妹妹都希望逃離那種宿命。妹妹躲過了，甚至能像風箏一樣飄到天上，但她被大意的裝修工人鑽破腦袋而死。
「寫的時候，想的愈來愈多。以前不會思考女性身份的問題，只覺得人就是人。但這次寫的時候，卻想很多女性身份的事，多了一份自覺，人們對你有期望，你又會因應期望，作出不少選擇。隨著這種身份，又帶給別人另一些東西。因此小說中大部分角色都是家庭的女人。你不難發現，男人都是被敘述者。」
似乎你和小說的妹妹一樣，很瘦。我說。
「不要那樣想，」韓麗珠說：「小說終究是小說，不要把作家的處境套進小說中間。」
或者所有記者都有明知也要撞牆的習慣，於是我再問，小說是否代表你對疾病和家庭的焦慮，害怕自己成為母親的角色？
後來韓麗珠補充：「作者絕不等於小說中的『我』，即使小說以第一人稱寫作，也不等於作者要把自己的思想、經驗和感受全盤投射在人物之上。我自己就不認同這種解讀作品的方法。因此我個人的事情，跟小說中的人物，是沒有關係的，這就是作為作者的我，對小說的理解。」
和卡夫卡喝咖啡
單以作品而言，本地的文學讀者對韓麗珠小說，漸漸累積一定的閱讀體驗。自從《輸水管森林》以後，大家都認為韓的小說，包含強烈的都市空間感，或隱含旅行的意義。而近年，則會在她的小說中面目模糊的人物，或者物化的角色中，窺見卡夫卡的影子。
「其實，卡夫卡我讀得不多，他不是我的最愛。我不介意人們把他和我拉在一起，只是我有點抗拒人們單憑某種的相似性，而把作家歸類。事實上那只是巧合而已。」
「卡夫卡不意識別人的存在，死前會把作品燒掉。」但卡夫卡的朋友終究出賣了他，把他的遺作拿去發表。「但我不行，我對別人有意識，會主動發表作品，也沒有（像卡夫卡般有）出賣自己發表遺作的朋友。我也不會說不讓人知道作品存在或者不介意賣多少。」
「既然發表一個作品，如果想它變得更有意義，就不能把它局限在自己上面。你要讓別人看，解讀新的意義，那才有意思。」
對於《風箏家族》或者其他作品，我就應該讀錯不少。記者說。
「那是一件好事，因為有一個開放性在小說裡面，如果小說沒有解讀空間，只談自己的事情，那就寫評論和雜文好了。」
「如果卡夫卡還在，我想我們可以一起喝咖啡。」韓麗珠笑說。
希望寫一輩子
你希望現時的寫作狀態，可以維持多久？
「希望一輩子。」她頓了一頓：「真的希望一輩子。我想寫作，但又要維持生活，於是做一些不會太花時間心力，但又能賺錢的事情。那可能是教寫作班，可能是人物專訪，只要我很清楚，當我想寫，供應這種生活的機會總會來。」
換個角度想，如果社會透過家庭去決定一個人的角色，韓麗珠，為甚麼會成為作家韓麗珠？
「以前沒有想過要做作家。寫作，不是很多人喜歡的事情。在學校裡，最叻的人不會唸文學，大家一直知道文學的地位在哪。」
「其實寫作的意慾，很個人，很難說家庭怎樣塑造我。我只可以說，家，給了我寫很多和看很多的時間。小時候，我會把衣櫃當作一架的士，只能用想像力和自己玩。」
「19歲，我出了《輸水管森林》，賣不出去的書都搬到我家來，霸著家裡已經不大的空間，那一刻我很想把書扔掉，很煩，扔了就當沒有事情發生。那時寫作，出書，只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後來上班和寫作在時間上比較有衝突，於是我想，不如不寫，只去上班就行了，算了。後來，我才慢慢想起自己是甚麼，透過寫作我能做些甚麼。建立一個世界。」
「但在香港，主流的價值觀佔據所有空間，甚至每個人的指甲縫，我真的不知道，作家怎樣才有一個創造世界或可能的位置。」
「其實作家在香港處於邊緣，反而有好處，在於沒有人理會，想寫甚麼也行。如果有很多人理會你，你就需要寫很多東西去迎合社會。從大環境看來，香港也適合寫東西，但那條件不是錢，不是機會，不是支援，不是平台，而是這個城市有很多值得寫和想的事。但大家總在忙，不自覺，既然我沒有全職，就要寫一些其他人忽略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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