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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倘若視香港為獨立政治實體，視香港政制主要矛盾是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矛盾，則既違背事實也不可能真正建立並鞏固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惟有明白香港直轄於中央，中央政府行政領導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關於《基本法》的解釋權和修改權高於香港高度自治的各項權力，行政主導政治體制才能夠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完整地建立並得以鞏固。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邀請，於2008年7月6日至8日訪問香港，實地了解2008年奧運及殘奧馬術比賽的籌備情況並視察香港近況。這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中第一位主要領導人訪問香港。
5年前，上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接任後不久，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訪問香港，主持CEPA主體文件簽字儀式，向受「沙士」打擊的香港市民傳達中央的關懷。嗣後，在2005年9月至2007年7月，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先後訪問香港，出席重要活動，視察香港情況；國家主席胡錦濤親臨香港回歸祖國10周年慶典，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10年實踐經驗做全面而精闢的總結，為香港未來發展指出方向。
領導人頻訪港 反映中央重視
回溯更遠一些，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個5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先後兩次訪問香港，第一次是出席香港回歸祖國慶典，第二次是出席香港新機場啟用儀式，也都同時視察了香港。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也出席了香港回歸慶典。時任國家副主席胡錦濤也曾訪問香港。朱鎔基先後以副總理和總理身份兩次訪港出席重要國際會議。江澤民主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個5年和第二個5年交接之際，又一次親臨香港出席特區第二屆政府成立儀式。
國家主要領導人如此頻密地訪問中國版圖中的一個城市，香港可謂得天獨厚。這是中央始終十分重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一項重要標誌。
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始終是為了一個目的即《基本法》「序言」所闡明的「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為此，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在具體表現或體現上則是始終從香港實際出發、與時俱進。
在特區第一屆政府任內，中央放手讓特區政府治理香港，並在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遭遇亞洲金融危機襲擊時給予鼓勵和支持。只是在實踐證明，面對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年輕的特區政府和回歸祖國不久的香港社會缺乏足夠的應對能力後，中央才開始在特區第二個5年加大對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的支持和幫助的力度。請大家想一想，如果沒有中央及時通過CEPA等途徑和方式給香港以有力幫助，香港經濟怎麼可能從2003年上半年那麼困難的境況中迅速復甦並維持強勁增長於今？如果沒有中央及時引導和指導，香港政制發展怎麼可能擺脫香港社會紛繁爭拗的局面而制定出普選時間表？
香港社會對中央的重視和關懷是心領神會的。2008年6月30日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佈該機構於6月24日至26日以電話隨機訪問了逾千名香港市民談回歸11周年感受的結果，57%受訪者對回歸以來中央的香港政策持正面評價，較之一年前同類調查結果上升1%，為1999年開展此項調查以來的最高水平；對中央的香港政策持負面評價的受訪者為8%，較之一年前同類調查結果下降2%。與之相應的是，50%受訪者表示對香港回歸而正式成為中國公民感覺自豪，較之一年前同類調查結果上升2%，是1997年開展此項調查以來的最高水平。
須珍視特區與中央的良好關係
良好而穩固的中央與特區關係——包括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係、香港社會各界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得以落實並與時俱進的最重要的基石，也是衡量「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是否得到全面、準確貫徹的最重要的準繩。毋需贅言，倘若得不到國家的支持和幫助，香港面對21世紀全球化的激烈競爭，將無法繼續保持她在區域和全球經濟中的已有地位。香港的今天和明天都有賴於她與中央建立、鞏固和發展良好關係。
2004年11月30日我在本欄發表《中央在香港管治中的地位》，首次闡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是「中央直接領導下的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倘若視香港為獨立政治實體，視香港政制主要矛盾是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矛盾，則既違背事實也不可能真正建立並鞏固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惟有明白香港直轄於中央，中央政府行政領導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關於《基本法》的解釋權和修改權高於香港高度自治的各項權力，行政主導政治體制才能夠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完整地建立並得以鞏固。
今天，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矛盾及其面對的外部挑戰都已充分暴露，形勢極其錯綜複雜，更須珍視良好的特區與中央關係。（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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