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歌哭不幸的天災，是一種人性與大愛的表現。
馬承鈞
「悲憤出詩人」，5．12大地震發生伊始，一首首滿懷愛心的悲壯詩歌便在中華大地噴湧而出，老中青詩人筆蘸濃情含淚揮毫，其勢如江河澎湃汪洋恣肆，一破近年中國詩壇萎靡之境，令人想起「國家不幸詩家幸」的古語。
「國家不幸詩家幸」句，出於清代著名詩人兼史學家趙翼（1727∼1814）的《題遺山詩》。詩云：「身閱興亡浩劫空，兩朝文獻一衰翁。無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蘭悲夜火，故都喬木泣秋風。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此番重溫該詩，可謂感悟良深！
自古悲慣出詩人
趙翼是陽湖（今江蘇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曾任鎮安、廣州知府，官至貴州兵備道。乾隆三十八年辭官返鄉，曾主講揚州安定書院。趙翼的詩與袁枚、蔣士銓齊名，合稱「乾隆三大家」。趙翼身後留下作品有詩集53卷及《甌北詩話》及史學著作《二十二史劄記》、《簷曝雜記》、《皇朝武功紀盛》等。趙翼在做鎮安知府期間，曾因改革弊政受到當地群眾擁戴，卻得罪了其頂頭上司李侍堯，遭李彈劾。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趙翼受降級處分，一時心灰意冷，遂以贍養母親為由辭官回家，開始與文學為伴的生活。趙翼一生主要成就不僅是詩與詩評，他在史學方面更有突出的造詣與貢獻。
顧名思義，「國家不幸詩家幸」出於《題遺山詩》，原是詩評之言，「遺山」者，乃金、元大詩人元好問之別號也。意謂正因「國家不幸」的歷史悲劇，才得以造就元好問這樣的大詩人。這並非「個案」，「國家不幸」還造就出屈原、杜甫、蔡文姬、李清照、陸游、辛棄疾等一位位偉大詩人呢！眼界再放遠一點，被列寧譽為「全世界無產者之吶喊」的《國際歌》，也是在法蘭西國家遭遇「不幸」的背景下脫穎而出的不朽傑作。
既然「國家不幸詩家幸」一句出自趙翼的《題遺山詩》，我們就不能不提這位元好問了。元好問（1190—1257）是山西忻縣人，金代進士，歷任內鄉令、南陽令，官至尚書省左司都事院外郎。金亡後不再為官，在家埋頭學問與寫作，編纂了金代史料《壬辰雜編》和詩總集《中州集》。元好問的詩歌內容廣泛、風格悲壯，以反映國難當頭之際的社會矛盾和人民家破人亡顛沛流離的痛苦為主，抒發了他憂國憂民的深沉感歎——正是國家的不幸和人民的苦難，鑄就了元好問千古不朽的詩篇，正是這些充滿蒼涼悲鳴的「喪亂詩」，集結於元好問的《遺山集》中，被後人推崇為現實主義的經典，元氏也因此榮膺「一代詩宗」的美譽……所以才有趙翼「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之句。
「國殤」造就千古名篇
不錯，這裡「國家不幸」，一般是指內憂外患、國破家亡的戰亂和天災人禍，即為「國難」，而「詩家幸」則有特殊的含義，並非說詩人因國難而幸運，而是憤怒出詩人、憤怒出力作之意！正如「多難興邦」一樣，不能按字面來片面理解，似乎國家多難、民族不幸倒是好事、才能「興邦」，而是說一切天災人禍都不能壓垮我們的民族脊樑，反而能變成激勵國民精誠團結堅韌不拔的強大動力！
我們讀屈原的《國殤》、《哀郢》，讀李白的《行路難》、《長相思》，讀杜甫的《春望》、《登樓》，讀白居易《賣炭翁》、《琵琶行》，讀蔡文姬《胡笳十八拍》、《悲憤詩》，讀李清照《夏日絕句》、《永遇樂》，讀陸游《書憤》、《示兒》，讀辛棄疾《水龍吟》、《南鄉子》，讀元好問，讀文天祥《過零仃洋》、《正氣歌》，讀龔自珍《己亥雜詩》、《遠望九龍》，讀章炳麟《獄中贈鄒容》、《聞沈禹希見殺》，讀李叔同《披髮佯狂走》、《皎皎崑崙》……都能透過歷史的煙雲感受到他們面臨困境憂國憂民的偉大思想境界，這一篇篇感天動地的名篇，正是「國家不幸詩家幸」的真實寫照，它們的流傳千古而不衰，也從側面證實了「多難興邦」的道理。
中國自古以「詩國」聞名於世，「詩言志，歌詠情」，歷史上任何一個重大事件面前，詩歌都不會缺席。汶川大地震的第二天，我的手機上就接到一首詩：《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我的並不年輕的心頓時情感迸發，隨即寫下《致受難的同胞》，並在集會上朗誦。緊接著，全國大小紙質傳媒都頻頻刊出「地震詩歌」——連一些平時從不發詩的報刊也闢出版面為詩放行，僅筆者所見便有上千首之多。據悉。中國權威詩歌雜誌《詩刊》的投稿郵箱已經爆滿，互聯網上的詩歌版塊大行其道，大量抗震詩歌在人們之間口口相傳。這些詩歌表達了人間的大情、喚醒了民族的大愛！中國傳媒大學博士後、北方工業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詩人譚旭東在第一時間創作並出版了詩集《生命的歌哭》，他在後記中說：「災區人民經受的苦難無時不在折磨著我、牽動著我的神經，讓我為災區人民的苦難而歌哭，為中華兒女的堅強而歌哭……」群眾出版社更出版了一本厚厚的《汶川詩抄》！新華社在一篇報道中稱：「《汶川詩抄》真實展現了在這次災難中折射出的人間大愛與人性光輝，再次證明了在國家危難時刻民族團結的偉大力量，真切表現了全國各族人民對在汶川大地震中遇難者的無限哀悼。」汶川大地震真的引爆全民詩歌熱潮！
「汶川詩抄」比肩「天安門詩抄」
以抗震救災為主題的「汶川詩抄」使我想起32年前的「天安門詩抄」。1976年清明節出現的「天安門詩抄」，是人民以詩歌方式表達對禍國殃民「四人幫」的強烈不滿和對周總理的無限緬懷，那是對公平正義和自由民主的聲聲呼喚，是對真理、人性、光明和理想的殷殷期盼，它們一如魯迅說的「匕首和投槍」，誦者聲淚俱下、聽者熱淚盈眶、抄者奔走相告，堪稱世界文學史上一大奇觀。雖然「天安門詩抄」一度遭到鎮壓和否定，但最終人民取得了絕對的勝利，「天安門詩抄」也作為特殊的文化現象和政治事件，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一塊閃爍特殊光芒的里程碑，其中一些詩作今天仍在傳誦！
「地震詩歌」與「天安門詩抄」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後者源於天災，而前者源於人禍，但同樣是面對「國難」！「抗震詩歌」更多地反映了人性的回歸，但它並非個體生命的回歸，而是社會整體意識的回歸、偉大民族精神的回歸。神人共泣的「國殤」之時，我們唱了60年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裡那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特別令人感同身受和心靈震撼，這便是「多難興邦」的道理！今天目睹那麼多老詩人、新詩人、著名詩人和「草根詩人」噴湧而出的成千上萬首「地震詩歌」以及它們所產生的巨大的社會效益，用古人的「國家不幸詩家幸」來形容，實在是恰如其分的。「抗震詩歌」與「天安門詩抄」一樣，其中包含著深厚的人文關懷與昂揚的拚搏精神，正可謂：
天災人禍鬼神愁，
多難興邦志不休。
國家不幸詩家幸，
抗震詩抄亦風流！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