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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舉世矚目的北京奧運會於八月八日正式開幕。從二零零一年申奧成功到奧運會正式開幕，在整整七年的時間裡，中國上下勵精圖治，以最大的誠意，傾舉國之力，力圖全方位展示中國發展的成果和融入國際社會的決心。如果將中國籌辦奧運的過程置入中國崛起的背景，並將中國崛起的過程置入過去幾百年中國和世界的歷史，那麼就能看到北京奧運對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深刻意義。
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中國舉辦奧運會，適逢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如果說這只是一個時間上的巧合，那麼從三十年前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到今天主辦奧運，其間的內在邏輯則是中國從貧弱逐漸走向富強的歷程，零八年北京奧運恰好是這一歷程中的一個里程碑。這一里程碑的意義體現在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
奧運：改革開放的全方位總結
就對內而言，北京奧運是過去三十年中國崛起之路的產物，也集中折射中國崛起至今而產生的各種問題和未來面臨的挑戰。沒有過去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就不可能有中國主辦奧運的結果；但由於奧運是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全方位總結，尤其是面對與國際社會各種價值觀、體制和遊戲規則的互動，因此奧運又必然會在短時間內集中折射中國改革開放至今產生的各種問題。
就對外而言，中國崛起從橫向看，對當今西方世界構成了各方面的心理衝擊，因此自然面臨來自西方的種種質疑和非難；從縱向看，中國崛起是在過去五百年東西方秩序傾斜的歷史中，隨著東方世界的復興，東西方秩序重新調適過程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環節，其重要性和對西方衝擊的程度都遠遠超過日本現代化和崛起。因此，與中國崛起相伴隨的，是東西方秩序的調整、遊戲規則的重新制訂、東西方民族心態的重整，以及對各自精神世界深層的梳理。
所有的這些衝突，都會在北京奧運這一環節和個案上得到集中的體現。中國在籌備北京奧運過程中與西方世界產生的一系列磨合乃至衝突，既是中國面臨的問題，也是中國和世界所共同面臨的問題乃至困惑；所有這些必然將跨越北京奧運而進入「後北京奧運時代」，成為中國與人類所共同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對中國來說，籌備奧運的七年，是夢想與現實、悲情與自信、大喜與大悲、激情與平靜交替呈現的七年，其對中華民族成長道路上的心理衝擊和歷練，是過去百多年所從來沒有過的。因此，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中華民族有必要透過這一個案探尋一些自身和人類深層結構裡的東西，這對於未來的中國崛起之路想必不無益處。
在這裡，有幾個基本問題首先提到人們面前：一、北京奧運折射了中西關係的哪些深層問題？二、北京奧運折射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哪些深層問題？三、北京奧運和中國崛起將給人類帶來哪些共同的啟示？
奧運折射中西關係深層問題
北京奧運籌備的七年，是中國崛起從概念到事實都在全球深入人心的七年，是全世界的人們對中國崛起逐漸發生微妙心理變化的七年，也是中國自信心開始迅速建立乃至膨脹的七年，當然也是中國自身許多問題逐漸浮上水面的七年。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在零八年主辦奧運，其實是崛起、成長和成熟過程中的重要一站。換言之，今天的中國依然擁有許多「成長中的煩惱」。在奧運籌備的後期，這些「成長中的煩惱」無論是以國際摩擦還是以自身觀念和體制的調整等形式，都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體現。問題是：北京奧運究竟能否從成長里程碑的角度，給崛起中的中華民族以更大的推動？這一問題顯然已經跨越單純主辦奧運的技術層面，而切入中國崛起的另一些更為深層的問題。
這些問題的表現之一，就是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係。今年以來，無論是奧運火炬還是西藏風波，抑或最近出現在中西之間的圍繞新聞開放等一系列問題，集中折射了中國崛起背景下，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係正在發生日益微妙而深刻的變化。
雖然「奧運非政治化」幾乎是國際社會的共識，但落實在具體問題上卻可發現，事情遠非人們想像的那麼簡單。如果說，奧運因發源和成熟於西方，因而不可避免地會帶上許多西方價值觀，那麼中國崛起近年就像一支突起的異軍，給西方世界帶來各種從意識形態、戰略地位乃至能源和市場等層面的各種心理衝擊。因此，北京奧運就像一面鏡子，準確地折射中西之間的這些深層衝突。
如上所述，過去七年裡，世界與中國的關係發生了許多微妙的變化；中國對自身和世界的角度與定位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其間，由於雙方關係態勢的變化，雙方對北京奧運的期待值也發生了變化。北京申奧成功的二零零一年，正是中國入世後的第二年。入世無論對於中國還是西方而言，都意味著中國有意融入國際社會的重要象徵。但當時，中國崛起給西方的心理衝擊遠未達到今天的程度，因此雙方深層的分歧被表面的融合意願所掩蓋了：西方希望藉奧運更多地將中國融入由西方主導的經濟和政治體制；而中國則僅善良乃至天真地認為，只要有融入國際社會的意願，就可能順利完成融入的過程，而忽略了其背後許多複雜的因素。
雙方都沒有想到的是：七年來，中國崛起以其對西方而言不可預測和不可掌控的自身邏輯發展，中國在逐漸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過程中，已經與西方產生了許多摩擦；更何況在政治體制和價值觀領域，七年來雙方幾乎沒有任何趨近的跡象。在大國崛起的歷史上，西方遇到了一個其在二十世紀從未曾遇到的對手：中國既不同於完全對立於西方的蘇聯，也不同於全方位融入西方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日本和德國。
與之相伴隨的另一個日益明顯的現象是：中國（尤其是民間）看西方的視角，從原來的仰視，逐漸發展到平視乃至俯視；更重要的是，由於歷史的原因，無論是原來的仰視，還是現在的平視乃至俯視，中國看西方的背後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影子，那就是歷史的悲情。如果說，這種悲情過去的外在表現主要是悲，那麼其今天的表現形式更多的是傲；兩者的內在邏輯一脈相承，即都缺乏與西方世界的心理上的真正平視。
與此同時，西方過去數百年也處於一個逐漸成熟的過程之中：文化傲慢（其表現每每是殖民主義）與自由、平等、博愛以及民主和人權價值觀，長期來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一體兩面；上世紀後半葉，後者逐漸克服前者成為西方主流，但前者的殘留影響仍在。過去二十多年，西方面對的是一個急需技術和資金，但並不會對其構成挑戰的中國；更何況在冷戰期間的八十年代，由於有蘇聯作為參照物，中國一度成為西方眼中最好的社會主義國家。但這一態勢今天已蕩然無存。實力競爭加上意識形態，導致西方今天面對中國時，夾雜著從政治對抗到文化傲慢的種種複雜情緒。（文匯論壇） (本文下篇將在下周六在本欄刊登，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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