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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北京奧運改變了中國什麼？這不是一個現在就可以回答出來的問題，因為由體制而帶來的效益和由體制帶來的遺憾，在未來一段時間裡都還會繼續發酵，並伴隨中國的進步和轉型。
北京奧運明天將正式閉幕。若一切正常，那麼在北京奧運期間，基本上沒有發生重大的安全隱憂，從北京到全國，各類社會問題也基本上掌控在一定範圍之內，之前人們擔心的各類狀況大都沒有出現。因此，「平安奧運」的目標基本達成。而且在此次奧運會中，作為東道主的中國，也獲得了金牌第一的成績，這也成為北京奧運的又一個引人注目的亮點。
效益和遺憾：幾個觀察角度
在北京奧運即將結束之際，回顧北京奧運從籌備到主辦的過程和風風雨雨，並展望「後奧運時代」中國的發展，有幾個觀察的角度值得人們注意：一、北京奧運在中國崛起的重要關頭，不但凝聚了全國上下的人心，使人民的自豪感和國家認同感大為上升，而且也使中國崛起的事實更為深入人心，奧運後的中國進一步確立其作為崛起大國的地位；二、傾舉國之力籌備奧運，在特殊的時刻和中國特殊的發展階段，中國的現有國家體制發揮了其巨大的動員能力和有效性，其中也包括中國獲得金牌第一的成績；三、北京奧運在一定程度上觸動了中國現有體制中的一些習慣性思維和行為模式，從而使之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原始驅動力；四、北京奧運在籌備和主辦的過程中，依然受到現有體制中習慣性思維和行為模式的影響，因而為解讀奧運對中國的影響以及「後奧運時代」中國走向留下了許多空間。
縱觀以上的各個觀察角度可以發現，北京奧運作為中國崛起、社會急劇轉型、新舊思維交替和博弈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必然在為中國帶來巨大正面效益的同時，也留下一些遺憾；如何詮釋這些效益和遺憾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在此基礎上如何前瞻和把握「後奧運時代」的發展，將成為奧運閉幕式之後各方需要繼續思考的問題。其中，既包括中國領導層及其智囊，也包括中國的媒體和學者，同時包括海外輿論以及與中國現有體制存在本質衝突的西方輿論。
新舊思維博弈依然
首先，在中國現有體制對成功舉辦奧運的推動作用上，其正面作用毋庸置疑，其中也包括在全民反恐方面的正面作用。從發展階段的角度看，傾舉國之力主辦奧運可能成為見仁見智的問題；但無論如何，中國現有體制的動員能力和特殊情況下的效率，在此次奧運的籌備過程中已盡顯無遺。
如何看中國現有體制在北京奧運籌辦過程中的作用，以及北京奧運對現有體制的反作用，這是一個十分有意思的問題。無論是過去三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還是最近十六年的市場經濟發展，都不是以徹底改變中國現有的體制為目的，而是嘗試引進外部世界的積極、有效的元素，來改良中國的現有體制，剔除其中的弊端，在保持現體制某些優點的同時，使之向著更為有效、透明和開放的方向發展，這既包括中國的經濟體制，也包括中國的社會和政治體制。
如果說，過去三十年中國邁出的每一步，都是在改良體制過程中新舊思維的互動和博弈，那麼作為全球價值觀「大雜燴」的奧運會，無疑為這種新舊思維的互動和博弈，提供了新的機會和平台。在這方面，如筆者之前所評論，「平安奧運」是一個最低的目標，也是一個最為人性的目標；但在「平安奧運」之外，「開放奧運」的目標是否也已達到？或在多大程度上還與「開放奧運」的目標存在距離？其間的原因是什麼？哪些屬於客觀因素？哪些屬於主觀因素？這些都是在北京奧運即將結束之際，人們可以總結、思考的地方。
奧運後的發酵和進步
當然，在總結、思考的過程中，也切忌教條和「一刀切」，而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從中國客觀情況和主管部門的主觀研判出發，做出實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斷。以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奧運開幕前，奧組委宣佈將開放北京三個公園作為示威區，消息公佈後受到外界的普遍歡迎，被視為中國自信、開放的重要標誌。但奧運期間，三個示威區鴉雀無聲，有關部門透露大部分示威申請都「經協商而自動撤回」。
如果說，決定設立示威區顯示了中國高層的自信和開放，體現了中國發展過程中的新思維和方向，那麼大部分示威申請都「經協商而自動撤回」，則是否顯示了具體主管部門甚至人員在執行過程中的習慣性思維和行為模式？這樣的例子無論在奧運前、奧運期間還是奧運後，相信都不勝枚舉。
對西方輿論來說，必須看到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展現的新思維和新方向，因而其對中國的觀察和評論應該更為理性、客觀；同樣，對中國自身來說，也應看到在發展過程中因體制而遺留下來的習慣性思維和行為模式的巨大阻力，因而應更具有自我批評性。（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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