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對話：從談判論壇到夥伴機制

■張智新　首都經貿大學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有消息稱，美國正商討把美中部長級「戰略經濟對話」和副部長級定期「戰略對話」合併，由下任美國副總統拜登和中國領導人定期舉行協商。消息如果屬實，不僅意味對話級別由副總理級提升到總理級，也意味對話的內容也由經濟夥伴擴大到包括安全、政治等更為廣泛的領域。由此，戰略經濟對話最終將提升為兩國戰略經濟夥伴長期而穩定的雙邊合作機制。

　12月4日，被外界視為對中美關係具有「承前啟後」作用的第五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在北京開幕。王岐山副總理和美國財長鮑爾森作為兩國元首的特別代表共同主持對話。

　2天的對話中，雙方圍繞「奠定長久的中美經濟夥伴關係的基石」的主題，就管理宏觀經濟風險和促進經濟平衡增長的戰略、加強能源和環境合作、應對貿易挑戰、促進開放的投資環境、國際經濟合作等議題舉行6場專場討論，並簽訂中美經濟夥伴協議。

　人們比較關心的是，這一由布什總統和胡錦濤主席共同倡議發起的對話機制，經過2年5輪對話後已經發生了哪些變化？又將在奧巴馬上台後何去何從？

戰略性不斷增強

　2年多以前，中美兩國元首倡議發起戰略經濟對話時，雙方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借助這一平台，通過對話和談判，展示各自的利益關切，謀求合作共識和利益交匯點，逐步消弭分歧和矛盾，從而從戰略與全局的高度推進雙邊經貿關係。概括地說，就是希望由此不僅給雙方在經貿領域的分歧甚至衝突修建一道「防洪堤」，更為未來兩國經貿合作關係的持續擴大和提升裝備一座「發電站」。

　回顧2年來中美經濟關係發展歷程，戰略經濟對話的「防洪」作用表現不俗。雙方在貿易逆差、匯率改革、產品質量與安全、金融和服務貿易自由化等領域的分歧與矛盾雖然一直持續，但由於有了這一對話平台，兩國經濟關係既沒有由此出現停滯、倒退，更沒有陷入諸如貿易報復之類的惡性循環。相反，雙邊貿易額以及市場開放等為指標都充分顯示，中美經貿合作關係在這2年中仍在困難和挑戰中高歌猛進。

　人民幣匯率、中國出口產品質量與安全等來勢洶洶、後果難以預料的「洪水」，最終也在戰略經濟對話這一「大堤」面前風息浪止。只要雙方繼續堅持並提升這一平台和機制，相信由華爾街金融危機給兩國帶來的新的嚴峻挑戰，也能最終得以化解和克服。

　這一對話機制的「發電」功能同樣不容小視。從美國單方面施壓、中國疲於應對，到中國主動提出自身訴求（如要求美國改變過度消費格局、放寬對華出口限制，以及這一次要求其改善金融監管、提振國內需求等）；從食品安全事件發生後的相互指責，到建立產品質量安全協作機制，直至美國FDA等監管機構在華設立辦事處；從美國施壓中國擴大內需，到中國主動自覺刺激國內市場；以及從促進雙方平衡經濟增長，再到兩國經濟夥伴關係的機制化等，無不充分顯示：對話不僅加深了雙方對對方的理解，更加深了對兩國經濟依賴性的自覺認識，增強了促進這種經濟上的戰略夥伴關係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動力。

前景應樂觀可期

　奧巴馬在總統大選的勝選演說中提到，「兩場戰爭、一個危機中的地球，加上一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是擺在他面前的嚴峻挑戰。對美國當前形勢的深刻危機感，加上其自身在外交哲學上的「自由主義」底色，用「對話」等作為同中國這個「既非盟友又非敵人」的新興大國交往溝通的主要形式，無疑是奧巴馬的不二選擇。正如奧巴馬自己明智判斷的那樣，除了應對金融危機的現實需要，在能源、環境和氣候變暖問題，朝核、伊核等反核擴散問題，以及蘇丹等他認為需要優先應對的諸多外交領域，美國無不需要同中國的對話與合作。

　同時，奧巴馬本人及其經濟、外交、安全團隊中的多數成員，對於中美經濟上日漸提高的依賴性也有著深刻認識，對於2年來中美4次戰略經濟對話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

　正是基於上述分析，無論是布什現有團隊、美國國內輿論，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輿論，普遍都對戰略經濟對話這一機制的未來十分樂觀並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