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鴻：告慰袁可嘉

　■李景端

　日前，我剛參加完由第九屆「深圳讀書月」組委會主辦、《深圳商報》承辦的評選「三十年三十本書」終審評委會歸來，就聽說老友袁可嘉在美國仙逝。因為可嘉主編的4卷《外國現代派作品選》，這次難能可貴地入選反映改革開放歷程的三十本書之一，我正想把這喜訊告訴他，沒想到他卻永遠地離開我們了。陰陽兩界不通郵路，我只好寫這篇短文，一是哀悼可嘉，二是告慰可嘉。

　從年齡和學歷可嘉都應該算是我的老師，但實際生活中，我們可是許多見解相通的好朋友。我是在1979年煙台首屆美國文學研究會年會上認識可嘉的。那時他的許多同輩人，都有了教授或研究員的職銜，可他什麼都不是。後來我才從別人那裡，略微知道一點他遭受過的不公正待遇，深為他感到不平，但他自己對此一點都不在意。那年，我正受命創辦《譯林》，自然要向他請教如何介紹外國文學，他毫不猶豫地叮囑我，要多介紹外國當代讀者關注和歡迎的新作品。他連舉了好多個西方文學新流派，我都覺得很新鮮，那時對西方現代派還不敢大宣傳，我就先約他為《譯林》寫幾條現代派的「名詞解釋」，他一口答應了。

　從那以後，可嘉為介紹西方現代派文藝，寫文章，搞翻譯，編文集，做講座，可謂不遺餘力。在「心有餘悸」的年代，這樣做無疑要擔風險的。在成都一次會議上，我就聽見一位外國文學界的權威在我面前講過：「袁可嘉現在到處賣現代派的狗皮膏藥。」可嘉並不因這些壓力而卻步，經他策劃、組稿、主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終於問世了，而且一連出了4本。這套書，較全面地揭開了曾被鄙視為「頹廢」、「沒落」的西方現代派文藝的面紗，使封閉多年的許多中國讀者，第一次接觸到「意識流」、「黑色幽默」、「荒誕派」等等西方文學流派。不單文學界，包括戲劇、美術、工藝等相關文藝界，可以說都深受其影響。人們也許還記得，四川魏明倫當年改編的《潘金蓮》，完全顛覆了傳統潘金蓮的形象，貌似「另類」，其實多少也是受了「荒誕派」的影響。在中國作家的作品中，採用或類似「意識流」、「黑色幽默」等寫法的現象也多起來了。在高校和一些年輕人當中，更一度出現了熱衷研究存在主義的「薩特熱」。儘管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中，也出現過批評《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的聲音，可嘉又一次面對受到指責的壓力，但時代畢竟在前進，中國對外開放的步伐不容止步，可嘉有驚無險地度過了這次短暫的風暴。歷經磨煉，可嘉的觀念更成熟了，其文學造詣也更深沉了。這一點，從兩件事情上，使我至今記憶猶新。

　為了懷念穆旦的文學貢獻，1988年《譯林》在北京舉辦「穆旦學術討論會」，並出版一本懷念穆旦的文集。討論書名時，許多穆旦朋友認為，穆旦是詩人，書名應該含蓄富有詩意，而可嘉卻認為，穆旦首先是位愛國者，他的許多作品都是在國家患難時期創作的，書名首先應該體現詩人的品格。為此，可嘉確定選用穆旦的一句詩句「一個民族站起來了」作為書名。有人說可嘉太「政治化」了，不過我倒覺得可嘉這種視角把穆旦昇華了，同意採用。

　我最後一次與可嘉見面，是1995年5月我請他出席北京「尤利西斯與喬伊斯國際學術研討會」。因為事前我曾就翻譯出版《尤利西斯》一事多次請教過他，他對能請到蕭乾夫婦來譯非常讚許，只叮囑我千萬不要刪節。在會上我告訴他實現了一字不刪，他連連點頭表示高興，還說，一字不刪，才顯示中國學者評判學術的眼光，才能體現中國真正堅持對外開放。可嘉擁護和推動對外開放的熱情，於此再次可見。

　可嘉走了，他主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這次入選有代表性的「三十年三十本」，表明他執著介紹外國現代文學流派，熱心促進對外開放的種種努力，已經得到時代的認可，這一點，雖是小事，但也堪以告慰可嘉：人們會銘記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