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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曹倩指傳統枕頭都繡有三多果的圖案，即石榴、桃子、佛手果，寓意多子、多福、多壽。
文/攝：李卓賢
別人與自己對自身的期望之間，總存在著極大落差。你出生於甚麼家庭，人們會認定你的身世；你在甚麼地方工作，人們會認定你為甚麼服務；你加入某組織，人們會認為你有利益衝突不能持平。
於是有人選擇利用這些期望，有人只安分做著關心的事情，陳曹倩屬於後者。
雖然丈夫陳履安是台灣前監察院長，曾以候選「副總統」的身份夥拍連戰參加1996年台灣「總統」大選，但陳曹倩強調自己只是居於台灣的香港人，才不是所謂的官家夫人。母親的藝術、母親的傳統、母親的歷史，陳曹倩關心的只有這些，要談政治上的東短西長……還是放過她吧。
早前香港文化交流基金會和信和集團的「香港藝術」，邀請了「母親的藝術基金會」與陳曹倩來港，在奧海城舉辦「母親的藝術──文化的保存與振興」展覽。
陳曹倩在1996年成立的女紅工作坊，後來創辦「母親的藝術基金會」，近年都在致力推動女紅藝術與美學。
「女紅的範圍，即是媽媽手作的東西。媽媽做的東西完全給家裡用，全都是軟性物料的東西，範圍包括織布、染布、縫紉、刺繡、做鞋帽、做玩具、剪紙……」
「無論是西方人或東方人，大家對媽媽做的事情都感到陌生。其實媽媽做東西送給家人是很peaceful的事，裡面包含很多祝福，要令今天的社會變得平和，母親的藝術很值得promote。」
「例如老虎很兇猛，但傳統的媽媽會把這些老虎做得可愛，令小朋友很歡喜。小朋友從小就不怕老虎，也變得有信心和安全感。現在中國最需要提倡這些媽媽藝術精神。」
陳曹倩的語氣很輕，談到不認識的事情，往往點到即止，像不問世事的閏房婦女；但談到母親藝術，她說到嘴都乾了也要談下去，湘繡粵繡蜀繡，大江南北，那刻卻變成帶領群眾的文化宣傳家。對陳曹倩來說，母親的女紅可謂傳統中國文化最珍貴的一部分。比如說以前女兒婚後生下孩子，婆家會跑到村中每戶人家拿一塊布，弄一張百子被，那是整個社群的互動。她認為，現代人隨處都買到孩子的衣服或者被鋪等東西，已沒有這些用心做的部分。
都是母親的夢
最初記者以為陳曹倩對女紅的認識是源於家學。實則不然。
「媽媽在上海長大，作風比較摩登，小時候織給我們的是毛衣，也懂得勾東西。不過我有一位姑媽，是很傳統的中國人，在鄉下出來，針線做得好。她小時候就做過一張被，是六角形的，用我姊妹表妹的衣服碎布拼成，當我從香港到美國讀書以前，她把被送給我的，在美國讀書時我也常用，直至到台灣以前就收好了。」
陳曹倩喜歡逛老舊的古董店，最初看見女兒家閏中繡給朋友的荷包，留意到上面不同的花樣和圖案就覺得很美，看到小朋友圍巾上的唾漬就覺得可愛。從那時開始，她看很多相關資料，發現中國傳統女紅是一個未有人研究的部分，於是她開始收集那些物件和圖片。後來更成立女紅工作坊和「母親的藝術」等，做女紅文化保育工作。
陳曹倩也嘗試回到內地考察，到過西藏、山西、安徽、貴州、雲南等地看民間文化。她留意到現在仍有不少婦女做女紅，但都很粗糙，現在很多人不懂刺繡，例如在湖南有很多小朋友懂得繡，但只是作為繡房的製品去賣而已，已沒有了媽媽送給孩子的心意。
在考察的過程中，她也得到一些珍貴的寶物。
「陝西的庫淑蘭是中國的國寶，她在80幾歲時過世了。我收藏了她最大的一部剪紙，長3米的。全世界只有三張，第一張在我這裡，第二張在陝西博物館，第三張在歐美的博物館。」她指庫淑蘭剪紙的內容是關於剪花娘子。庫氏一生很苦，又窮，山東人丈夫經常打傷她，但她很樂觀，經常把唱的歌編成故事，是個很樂觀的人。」
「一般的剪紙是紅色，但她用上了彩色……陝西全都是黃土地，哪有彩色？這些都是她的夢。」
不談國情只談軟性
陳曹倩膝下有四名子女，女兒鄭丰是著名的武俠小說家，有沒有繡一些小工藝給女兒？
「我有做這些東西給他們，但我只會一點點繡花，因為需要很年輕去學。」
那你有沒有教鄭丰做女紅？
「我曾教過她做一點荷包，但她是用筆，我是用針的……我說，你不一定真的會做，只要你願意Appriciate我做的事情就行。有些人會欣賞，有些人負責傳承下去就可以。如果沒有人傳承，這種藝術一個世代就會消失，以後的女孩都不會做。」
作為一個台灣人，經常往內地去考察，說不定會對兩岸的關係有點看法。可是陳曹倩明顯不願多談國情政治。
「因為我對政治沒有興趣，雖然我們家是政治家庭，但我的興趣卻在這些軟性的事情。」
於是夫婦出席的大小場合，會有很多人走到陳履安身邊，要他發表一些政見。
「當然我先生在台灣政府做事那麼久，很多人對他的意見很期望。當然他也覺得有些軟性的東西，整個社會都會不同一點，氣質亦不太一樣。」
一人之力轉移風氣 太難
陳曹倩認為我們的社會太缺乏軟性一點的東西。她指中國近年都發展硬體，例如經濟、資訊科技、工業等等，可是卻沒有做軟性的東西。她有感缺乏軟性文化去安定社會，社會會變得很疏離和複雜。
研究女紅文化多年，陳曹倩不時提及日本。除了拼布的技術，她也有觀察日本的文化發展。「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政府重新思考應向哪個方向，經濟科技和軟文化，他們兩面都會進行。中國和很多國家都不認識，只有一隻翅膀的鳥是飛不起的，一定要有軟性文化去平衡，國家才會平和得多。」
由是如此，陳曹倩一直都在做母親的藝術，只是一個人的力量有限，多年來沒有多少人知道。
她在台灣做女紅推廣工作多年，辦過的女紅工作坊與教學班也得到迴響，可是她感到「綠色的台灣人」對女紅藝術沒有太大印象，甚至認為太中國化。她認為台灣的母體文化都是從大陸來的，雖然她的身在台灣，但文化的心已經在大陸裡面了。
於是除了到內地作民間考察，陳曹倩也有做不少宣傳的工作，例如06年，她在上海與上海市婦聯會合作做展覽，得到不少迴響，然而始終勢單力弱，欠的是政策支持：「如果政府可以做這方面的工作，透過政策，很快就可以把這文化傳到全國去，讓百姓都知道這個決心，認識這些東西。」陳曹倩強調除了中國應嘗試在保育女紅文化方面，找一個特別有特色的地方作為模範，然後在政策上提供空間，再以外國專家或傳統藝術組織提供意見，做仔細的三至五年的計劃，就可以把這種傳統重新振作起來。」
大計太廣，記者未能一一盡錄。在庫淑蘭的剪紙下，陳曹倩的身軀顯得小巧與弱不禁風，並不是那種以氣勢改動社會風氣的「傳道者」，然而她的豐收亦可期待，因為世上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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