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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春秋．文學界》去年9月首次刊登楊逸的《金魚生活》
文、攝：李凱琳
以非母語寫作的作者從不新鮮，捷克出身的米蘭．昆德拉以法文寫作，日本的新井一二三以中、英文寫作。縱然如此，楊逸能夠打進日本亦殊不容易。
楊逸是首位在日本取得芥川賞的中國人，也是首位非母語的得獎作家。她的得獎作品《浸著時光的早晨》（時滲朝）備受爭議，海外學者林泉忠指楊逸的得獎意味華人打入日本市場，湯幀兆反過來說她的得獎背後有著惡意的評論。不論是怎樣的批評，事隔半年，楊逸仍在寫，新的小說集《金魚生活》（）亦剛於1月10日出版。
《浸著時光的早晨》圍繞天安門事件，敘述兩位青年翁梁浩遠和謝志強捲入事件的經過，以及謝志強渡日以後的變化。作品與楊逸的個人經驗不無關係，她於八七年到日本留學，八九年時於電視看到相關的報道，便一度回北京，想「看看中國變怎樣了」。
旅日二十多年，楊逸對中國仍抱著極大的關心，即使因為照顧子女而不能經常回國，她對國家發展仍有一定的看法：「對於在外幾十年的中國人來說，舊的事物可說是鄉愁。鄉愁對人來說很重要。」
從細查世情到書寫
《浸著時光的早晨》和新作《金魚生活》都寫中國、日本的兩地姻緣，亦寫主人公的鄉愁。問及這是否作品的重要主題，她指「人到了外國，或是我從哈爾濱到北京工作，也有鄉愁，它是分離一樣的東西。我覺得寫小說，鄉愁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人性本身，一個人追求的到底是甚麼？」
「在外面，我們都說要對社會有貢獻，但是對個人來說，在現實裡人作為一種動物，都是先有慾望才生產其他東西，先要溫飽才有其他追求向上的東西。我覺得人性在最基本的地方已存在。」
「人的生活是最基本的，人能生活之後才能對社會有用，人不能生活，怎能對社會有用？所以我覺得人活著其實挺簡單，就是為了給別人看的過程，有些人就忘了自己是人，我覺得這個很重要。我寫小說就想：人本身到底是怎樣的一個面貌，人活著總要說些大話，但人不能活在大話裡。」
情況就如《金魚生活》的主人公玉玲，結識了日本的富商，到頭來看到家鄉男人送的金戒指就想起家來。楊逸認為有些事情並非理智能解釋的，要是玉玲沒有記起家鄉的時候，理性就覺得應該找一個更好的人，想辦法去找，等到她想起鄉下的男人，就產生矛盾的情感。
「人的感性和理性一直都發生衝突，人的感性就是人性本身怎樣生活，理性的東西都是騙人，理性與感性發生衝突，因為它違背了人性。人性本身不是人的主觀所決定，我們生活在社會，你可以歌頌生活，歌頌環境，但事實不是這樣一回事。人被環境控制，人並不是生活得那麼好，從沒有生活在理想社會，偶爾會有一點理想，但理想歸理想，人生活裡面不一定那麼理想，甚至不理想。」
楊逸覺得生活裡頭總有理想，但理想與現實永遠都是矛盾，正因為這樣人才有理想，因為這個理想才有活下去的力量。
離開故鄉後的中文閱讀
楊逸的作品曾出現戴望舒、徐志摩等詩人，亦出現唐詩，穿梭古今，問及她對當代作家的看法，她指離開中國多時，已很少接觸當代作家的作品。
「我已經離開中國二十年，中國文壇我都不知道。但我喜歡讀金庸，我讀了金庸就讀不了其他人的小說，然後是台灣的李敖。李敖他就是說實話，他不讚美，他總是有話直說，不去媚世，我就特別喜歡。他的文字並不是那麼好，但他的態度就是不媚世。他這樣生活定必為他帶來不必要的痛苦，但他很有生命力，活得堂堂正正，硬骨頭一樣。」
楊逸不覺得李敖的文風對她有很大的影響，但她自言寫作不為利益，也不會拍馬屁。「在國外寫作，要是批判國家的話一定賣得好，我又不為這些，我不做批判者；或者你去表揚政府，在國內肯定會待遇好一點，我肯定不會。我覺得做人就是這樣，堂堂正正。」歸結最重要的原因，她總結道：「我寫小說就覺得很滿足，也不因為別人。」
遠離故鄉後的中國觀察
離開中國二十年，在日本寫中國的故事，是否有在外想像中國的部分？
「可能是有，我在日本生活，多少也有想像的部分。不過，我多少都能掌握兩種文化，這個環境可能給我優勢吧。」
不論在地理、生活環境，她都處於一個較抽離的位置，抽離一點細查中國，又會是怎樣一回事？「生活在日本，日本的電視節目經常出現中國的評論。在中國的時候我想不到的，看了電視倒有很多想法，又會考慮很多東西。抽離是肯定的，因為我生活在這裡。我覺得自己比內地的作家更客觀一些，價值觀會更多樣一些，更多角度觀察和理解中國的事情。」
提起離開母國，在外寫作的中國人，不難聯想起比楊逸更早成名的哈金。兩位作者同樣寫中國，同樣走到海外才受矚目。在楊逸得獎的時候，論者都會將兩者作比較。
「很多人都比較，有一個作家去美國成功，又有作家在日本成功，目前為止都沒有用日語寫作的作家，所以就將我和哈金比較，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比較。我沒看過他的作品，但經過多方面的接受，看了一點以後，我覺得大家有點不同。我以文化為背景，政治對我來說並不是賣點。他在國外如何我並不知道，但我本人並沒有政治傾向，我不會把政治拿出來賣，而且不會寫政治小說，我寫小說的出發點就是文化，小說就是小說，並不是我從事甚麼所以我寫小說。」
背對中文，同時面向中文
楊逸在日本早年當中文報紙的記者，以中文發表文章、詩作，此後作老師，於當地教授中文。以日文寫作，背後的原因還是離不開生活。「我寫小說是作為職業來寫，要是我業餘性質來做，我寫兩個就不能再寫。」然而，她並不因此放棄中文，「要是有中文媒體的約稿，我還是會寫，只是現在的約稿以日本出版社為多。」
以日文寫中國人的故事，無疑是一種挑戰。楊逸的作品不多，首次發表的作品《小王》（）就奪得文學界新人賞，事隔不到一年就獲芥川賞。讀她的小說不難發現主人公總是從中國走到日本，到了日本後總脫不了對中國的鄉愁。作為少數以日文寫作的中國作者，論者難免拿楊逸的小說作某種中國的展示，然而對楊逸來說，「寫小說就像釀酒一樣，要有米又要有水，我本人就是水，米就是社會，我有社會上的經驗很長時間，寫的過程就加工的過程，有技術和過程，很多思想在裡面，整個過程經過以後就會釀出一種酒，你寫的小說可能就是一種酒，虛構不完全是虛構，當中有米有水在裡面。」
「但我不能就這樣去賣米，米不是小說，他只是社會。社會肯定在小說裡，但不是沒加工過的。以前的人說文學是『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我同意這個角度。文學有一個濃縮的過程，要是你喝酒喝出大米來，那肯定是我的失敗，喝酒的時候肯定要喝出酒味來，然後要喝到醉的程度才行。吃大米飯吃多少也醉不了。」
「中國和日本的部分都有，職業的話一定要有變化，我不想別人看我就覺得我一定是寫這種小說，我要有變化，甚麼都有可能。」
一個芥川賞只是作家生涯的開始，日本每年出版的文藝類書籍有如恆河沙數，一次獲獎後能贏得媒體的注視，卻不一定能贏得一般讀者的掌聲。訪問結束後，她與同行的編輯談起中文與日文的差別，言談間不脫對中國的熱情，幾乎讓筆者忘記她已旅居日本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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