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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戈爾巴喬夫，宣告中蘇關係正常化。
——鄧小平對蘇「葬禮外交」
年過68歲的安德羅波夫接任蘇共總書記一職時，腎功能已接近於嚴重衰退。他之所以戴上這頂「沉重的帽子」(沙皇鮑里斯．戈都諾夫語)，是出於無奈，並非「領袖慾」使然。在老一點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當中，帥才稀缺，即使有個把，也無意挑起「黨魁」這副重擔。
蘇共新首腦推新政
在蘇聯廣大老百姓當中，大多數人對安德羅波夫主政寄予厚望，特別是盼望這位長期擔任過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主席的新領導人，能用「鐵腕」來整治勃列日涅夫晚年所出現的種種弊端。安德羅波夫上任後不久，就一反勃列日涅夫關於「發達社會主義」的拔高性提法，把蘇聯的發展階段只定位在「發達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上。這位新任總書記也許預感到來日已不多，便大刀闊斧地對內、對外推行「新政」。
令人惋惜的是，安德羅波夫「出師未捷身先死」，於1984年2月9日病逝於莫斯科，「在位」只有一年零三個多月時間。接任的契爾年科一年後也疾終於「位」上。中國政府又分別派出領導人參加二人的葬禮。對此，有人稱為第二次、第三次對蘇「葬禮外交」。
第一次對蘇「葬禮外交」使中蘇關係的「堅冰」得以打破。而後面兩次「葬禮外交」則是其延伸。接二連三的「葬禮外交」，使雙方接觸、交流的級別與水平不斷得到提升。1984年、1985年，中蘇兩國第一副總理實現了間隔了20多年的互訪。
中蘇高層相會北京
在新中國外交史上曾有過一次著名的「乒乓外交」(1971年4月)，「小球轉動了大球」(周總理語)。正是它撬開了中美關係的「緊閉之門」。鄧公1982年11月發動的對蘇「葬禮外交」，標誌着中蘇關係從對立、對抗到對話、合作的轉折，是中國的對外政策，乃至整個改革開放的一項重要內容，對內對外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此後，在鄧小平多年不懈的推動下，戈爾巴喬夫入主克里姆林宮三年半之後，終於下決心解決「三大障礙」問題。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戈爾巴喬夫，宣告了中蘇關係正常化。從此，這一轉折成為勢不可擋的「浩浩大潮」。蘇聯解體以後，在中蘇關係正常化進程中所確定的兩國關係新準則，順利地被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繼承了下來，並且加以發揚光大，造福於兩國人民。 (完) ■摘自《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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