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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納禧 攝：梁小島
08年朱天文帶同新作《巫言》到來香港書展，成為最矚目的作家講座之一；當時已聽到不少聲音：朱天心呢？她何時會推出新作品，記者跟朋友都禁不住發問。
結果一年之後，朱天心果真緊隨姐姐的步伐，應邀出席今年的「名作家講座系列」。「上年天文到香港，跟我說很有趣，一定要過來。其實香港書展已邀請我許多次了，但因為一直氣喘，身體狀況不穩定，這還是頭一次答應過來。」
不過人是來了，新作依然未見影蹤，甚至連演講的題目都是眾人中最精簡的──吶喊，記者無法不好奇，天心會為對她期待已久的讀者們帶來些什麼，「因為不可能寄託在文章頭上講，就只有講作為一個台灣作者基本的創作態度，和創作者的動力，而我最終選了魯迅在《吶喊》中的點去講。」
文：文匯報 朱：朱天心
文：你選擇「吶喊」為今次的講題，吶喊會不會就是你這幾年的狀態？
朱：其實從頭到尾都是，也可以說是一種姿態吧。儘管別人認為我的第一本小說《擊壤歌》只是寫一班女孩子的生活，很多人對這班女學生沒有感情沒有想法，但我見到好多情況都不是這樣的，覺得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不對，於是好想寫出來，這正是我一直寫作的指標，好像大家看到的事情都一樣，但明明不是這樣子。（是抱不平嗎？）對，就用魯迅的點，國家要亡了，大家怎麼還在睡，我就要喊一喊叫。
文：最近在印刻見到你的新文章，如《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從題目上卻感覺不到你剛剛說「抱不平」的姿態？這些新作又有什麼不同意義？
朱：抱不平的差距並不一定那麼政治、那麼社會的。我選這個題目原來是想給自己放一個假，來一個小遊戲，很殘忍把一對男女如放在實驗室的白老鼠一樣，看他們會發生什麼事情。可是開始寫以後又忍不住正經起來，既然大家已經都那麼刻板印象，我還是想在刻板印象中寫出一些不一樣的東西。所以在我完成《初》以後，好多人好失望，說是期待我寫台灣近代發展，結果卻寫一個愛情故事，但我想不是這樣的。
我留意許多國外研究華文文學的，他們百分之九十的研究資源都是先給大陸再給台灣、香港、再到馬華的，這可能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但這裡也包含一種邏輯：作家是應該去寫生存線下的人掙扎的生活，這樣的作家比較高貴，可是寫衣食飽足社會的，就怎樣寫都比較次等，如果我們承認這個邏輯，就沒有什麼可以寫，因為台灣整體來說是個吃飽喝足的社會。如李銳、閻連科的作品固然更易打動人，我們都知吃飽喝足才更近人的願望，也是不滿的開始，所以我說這樣的東西也是值得一寫的。
文：記得駱以軍曾經說過，他很羨慕如你和天文、張大春的一代，有很多題材可以去寫。你已經寫了近三十年，而近年的產量亦比較少，是不是也碰上了題材缺乏的問題？
朱：我怕的不是缺乏題材，怕的是失掉寫的動力，就好似剛才所說，我覺得自己看到與別人不同的，所以才一吐為快。如果有天我跟大部分人對事情的看法都一樣的時候，可能我再寫不出東西。
作為一個寫作人很怕動力不再，比如怎麼30來歲的時候會看不慣這麼多事情？但人不正正這樣嘛？如果因為閱歷或者世故而跟別人看的一樣，我會想，到時候還寫什麼，活活就好了。
我所謂的文學創作，不是大眾文學，而我所說的與人不同，也不是大家走左你走右的不同，而是要有意義的不同，就好比吶喊，如果只是一個瘋子在路上大喊幾聲，你會用一秒去注意他，然後就不重要了。所以我的吶喊還要是能去說服人的，不但要別人聽進去，還要是可以被享受，被欣賞的，這是我對自己文學創作最後追求的一個階段。
文：如果說你的吶喊是希望別人聽到你在發聲，並要明白你發聲背後的內容，那麼在你寫《古都》的階段，想被人知道什麼？
朱：當時並不這麼自覺、這麼清楚，我猜想要是寫小說可以這麼自覺，幾句話就可說清，我想大概很多作者都不會願意這麼麻煩、這麼辛苦。
在寫《古都》的時候，當時台灣是1995年第一次「總統」直選，在此之前，台灣的政治十分反覆，在許許多多的政治鬥爭中，最低賤的就是動用血緣、種族，我覺得這樣子是不道德的，因為現在連性別也可以改變，但這些卻是不能改變的，卻被政治家用作分化，他們得到最大的那一塊，就把其他的幾塊描述成替罪羊，好比49年隨父輩來台的外省人就會被定義成傾向大陸的，這其實很委屈。但95年開始直選，從地方到「中央」，我們都能參與，就好像是當家作主了，就不用在搞什麼分化，大家都是人民，都可以參與其中。所以那時候我就在想，那我們可不可以再往前一步，談談認同的自由。是不是可以試着想，人不是一定要愛這個地方才能留在這個地方，可以是很討厭這個地方，很恨這個政權，可是我沒地方可以去，出去很麻煩等等原因，還是留在這個地方。
如果表達感情只能用同一種語言同一種口號，對文學藝術來說這是多麼可怕，所以我就在《古都》中作嘗試，可是後來好像嘗試失敗了，文學的影響力再不像以前那麼大了，所以又是白白的吶喊聲，又是沒有人聽。
文：既然文學的影響力不再像以前那麼大了，你認為文學的吶喊還能做些什麼呢？
朱：這完全不敢想，因為想了就不想做了。人家常問我常不常逛書店，因為寫書的好像都要逛逛書店。其實我很少去書店，因為我一去書店我就會很想脫離這一行。因為你會發現現在都是轟轟烈烈的在買、在看，好像都是在閱讀排行榜什麼的東西，這會讓我失掉寫的勇氣。
你也可以說這是逃避現實，但對我來講確實是這個樣子。像魯迅《吶喊》也是這個樣子，鐵皮屋裡到底是不是要喊出來，搞不好你不喊，大家過得挺開心的，也不覺得什麼不好不滿足，倒是你烏鴉在那邊講個不停，好吵好掃興。當然魯迅最後的選擇還是喊出來了，我覺得對我來說，我進了言，就是我喊了；喊出來了，你要不要逃，逃不逃得了，那就不是我的事情了，我已經盡了我可以做的事了。尤其在台灣這些年，說話是無效的，不光是文學，包括我們外省人，就是讓人覺得外省本來就對本土政權看不順眼，所以你們的批評不管有道理沒道理，都可以不用聽，反正你們就是失落的一群。所以不管是哪一種身份，其實你的意見已經不被重視。
當然我會比較進取，不去評估有沒有效還是要說出來，就是覺得不要萬一日後情況很不好的時候，覺得那個時候為什麼沒有說，後悔，我不要這樣子。所以就說吧，不管有沒有人聽，別人怎麼看你，覺得你是精神病，我覺得沒關係，就是求仁得仁。
文：你覺得在台灣新一代的作家裡，誰有這種站出來吶喊的態度？
朱：應該說，我都不那麼滿意，可是我都很能體會體諒他們的困難。我們那個時代差異是容易的，可是現在的同級性太強了，比如我們一代喜歡一個作家是長久的，作品一部部慢慢地看，和生命糾纏在一起。但是下一代每天都有新的電影、書，鬧哄哄地去看。在這種環境下要突破出來，有所不同，非常非常的困難。
在下一代裡，資訊鋪天蓋地，和彼此的連結快速容易，要維持一種差異是困難的，而吶喊是感覺到不同了才喊出來，而不是大家一起在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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