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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人訪談錄
文／攝：梁小島 圖片由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中國將來要在世界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所以『中國人』不應該是一個狹義的概念，狹義的民族主義只會製造更多的問題。作為中國人，學習中國文化和傳播中國文化，對於形成開放多元的態度是有好處的。這個經驗我們原來有，比如漢唐，但歷史不是死在那裡，也要靠人去做。」部分內地網民的躁怒與極端、「憤青」的偏激與狹隘，年輕一代對傳統文化的冷漠，在鄭培凱看來，都展現了極不成熟的文化狀態。最近流行說「ＸＸ不高興」，他覺得，更是有種小孩子般的無理取鬧。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兼教授鄭培凱，做海外華人知識分子幾十年，落腳香港十幾年，他給出了一個做當代大寫的「中國人」的境界和價值。
上世紀七十年代，鄭培凱還在美國耶魯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的時候，他的指導老師、著名漢學家史景遷曾一度擔心這位得意門生無法畢業，因為鄭培凱的研究題目太大：關於十六、十七世紀兩位中國思想家李贄與湯顯祖的開放性學說與當時中國的社會與文化環境的改變之間的關係。博士論文前後花了近八年的時間完成，然而事隔三十多年的今日，鄭培凱依然在那座巨大的歷史時空裡深挖。
對湯顯祖的研究，引發他後來在崑曲藝術推廣和教育方面的投入，自他受邀到城大創辦中國文化中心的十二年中，所舉辦的崑曲藝術示範講座和崑曲學術研討會多達幾百場，使該中心成為崑曲承傳及向外拓展的重要基地。此外，鄭培凱亦是白先勇「崑曲義工隊」成員，是青春版崑曲《牡丹亭》的顧問之一。
「可是李卓吾（李贄）的部分還沒有做完。他的祖先與伊斯蘭文化有關，他的六世祖曾經到過波斯灣，所以他家有穆斯林傳統，這還聯繫到海上貿易。」這是鄭培凱從二○○二年開始的另一個大型研究計劃，「就是中國陶瓷下西洋，早在鄭和下西洋之前，東西文化交流，物質文明擴散，中國的瓷器、絲綢怎樣通過阿拉伯國家聯繫到西方世界。」鄭培凱年逾六十，聲音宏亮，興許是因有中西文學的深厚功底以及歷史研究的宏大廣博，和專訪記者的談話，一副古今都付笑談中的瀟灑。
愛國精神教育VS.文化心理
一九九八年，還在美國任教的鄭培凱收到老友、時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張信剛的邀請，希望他到該校設置「中國文化中心」。張校長喜歡中國古典文化，剛上任時，見到一些學生，問起他們喜歡的唐詩有哪些，居然個個只會背誦「床前明月光」。香港學生對中國文化的生疏和隔膜之深，嚇壞了新校長，連忙請來鄭培凱，讓他為這所理工為主的大學尋回「靈魂」。
鄭培凱對課程的設置，涵蓋戲曲、書畫、陶瓷、美術史等等，除了安排老師分組教學，借助發達的校內網路提供教材，更持續舉辦專題講座，邀請到白先勇、李澤厚、余光中、葉嘉瑩等名家大師。推行之初，由於中國文化課程首次作為全校學生必修學分，並佔據畢業成績高達百分之七的比重，鄭培凱遭遇了不小的阻力。部分學生對學校的強制修讀規定不滿，認為學校有目的的推行「愛國精神教育」，也有家長施加壓力，表明對學習文化的功用的質疑，甚至有學生在校園裡貼大字報，通知媒體控告校方干涉學習自由。
學生疑惑和過激反映，鄭培凱倒也認為正常，他要做的只是堅持以及不斷完善教學。好在身後有不少同事以及校長的支持。「第一年是試驗期，第二年開始推廣，到第三年的時候，反對的聲音就沒有了。不少學生開始主動去學習。」
為了進一步打開年輕人的心胸，文化中心還與國內高校展開雙向交流，每年暑假組織四隊共一百六十多人進駐內地四所大學，範圍包括北京、上海、武漢、成都、蘇州等城市，跟隨當地教員進行參觀考察。
「我發現所有這些學生回來以後，想事情通通都不一樣了。以前他們去內地只是浮面的玩，現在他們還要寫暑期報告，總結了很多東西。」最近由文化中心牽頭，城大學生自願組團遠赴貴州，接觸偏遠苗寨的侗族小學生，鄭培凱欣慰發現，這群香港年輕人開始看到香港相對於外部世界的位置，「他們還會想，為什麼那邊小朋友那麼窮，依然可以很快樂？」
「我離開台灣之後，柏揚寫了《醜陋的中國人》，講的是沒錯，可是我在外國也看到他們很壞的東西，人都有壞的東西，所以就不必說『我不要做中國人』了。」
「所謂學文化，與你的文化認同的關係不是政治上的，而是整個文化心理上的。心胸越開放，你的認識提高了，就不會怨天尤人。我們通過文化中心的課程想傳遞的就是這個信息。」
過得順暢點，幸福點
十幾年過去，當年的硝煙瀰漫早已不見蹤影，現在的中國文化中心每學期開設近六十場講座，每年有超過六千學生修讀。在該中心寧靜的會議室裡，鄭培凱指了指佔據會議桌一半面積的出版物，那是他將歷次文化講座與專題研討會整理編輯的成果。而這種讓大師進入大學親近學生的形式，也成為近年來香港各大高校普及文化教育的趨勢。
「我們現在有一個斷層，有些人研究得很高深，但他和這個社會沒有關係。一般人弄不懂，也不會有興趣，其實這當中很多東西很有意思，我就要這些專家把這一部分給講出來，講出來不算，我們還放上網，內地也可以看，還出版成書。」
「現在的年輕人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法，不應該遵循以前那種死的，體制型的，最重要是引起他們的興趣。現在的人都講有什麼好處，我對學生說，學習中國文化，長遠發展來看是有好處的。你活這一輩子，作為一個中國人，也許在你生氣、不高興的時候會說，『我下輩子不要做中國人了！』但你至少現在要過得順暢點，過得幸福點。不自卑，也不自大，就要去了解自己是怎麼回事，這個社會是怎麼回事。」
鄭培凱當初來香港，以為做個三、五年便可回美國，結果一待十幾年。走不脫的原因，是香港獨特的文化地理位置。鄭培凱將之與當年上海的租界文化做對照，「因為地域隔絕，反而會出現實驗性的探索，一旦有了積極效果，就會影響整個中國文化。」看多了近年內地對傳統文化不適當的曲解和造勢，他認為，除了政治言論自由，香港在思想文化開放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建和思考有着先天優勢。
五十多歲還要適應新環境和新語言，鄭培凱依然安然自得，教書之餘，還擔任香港藝術發展局顧問；在報章開專欄，分享生活見聞的同時，也有着對陳規陋習、傳統失落的明察秋毫，只不過，鄭培凱從來不是冷眼旁觀之人，笑笑可笑之人、可笑之事。不悲觀，不狂喜，他這個大寫的「中國人」做得很順暢，也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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