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按鄭培凱的講法，像他這樣70年代從國民黨實行文化封鎖的台灣突圍出去，在海外留學的華人知識分子屬於一個比較特殊的族群，即，在身份認同上沒有明顯的地域阻隔，在文化歸屬上則是寬泛的「中國」指向，「我們這批從前面算就是白先勇他們，到我們之後的兩三年又有點不同了，因為都是在台灣出生的。龍應台也還算和我們接近，但她的台灣意識很強。」
「我考慮事情從來沒有單純從台灣一個角度出發，雖然我在台灣長大，父母也葬在台灣，我更多的是看到整體，這個整體就與文化有關。」
五門外語的刺激
鄭培凱出生在山東青島，一歲時，全家因逃避戰亂而遷往台灣，在他後來的成長經驗裡，一方面是家中父母來自山東的祖籍概念，另一方面是實實在在的台灣生活，這讓他的中國身份有點「亂」，「那時候對山東是沒有印象的，父母口裡的『中國』對我來說是虛的，是過去式，但是我受到的文化薰陶又是他們那個時代的。」
鄭培凱從小鍾情中國文學和歷史，60年代初考入台灣大學外文系，這是和執意讓他念化工的父親相互妥協的結果。作為全台灣最好的高等學府，當年的台大聚集着大批跟隨國民黨從大陸遷來的學界宗師，他們個個學富五車，皓首窮經，但大部分人卻是鬱鬱寡歡，這直接刺激了鄭培凱對學問的態度。
「當時我們的系主任是英千里，他是孤老頭一個，1949年被蔣介石從北京用飛機載出來，他以為很快就會回去，而其他老師也都有同樣的想法，可是沒有想到一輩子都留在台灣。等到教我們的時候，已經過了14、15年了，所以他們的心情很差，教書也就是盡責，但他們的研究沒有辦法增進，跟上時代。」
「但這些人的底子都特別好。我印象很深的是，大一的時候，英千里跟我們說他當年在英國念高中階段就會五種外語了，英文不算。我一聽五種，心想，這麼厲害！不曉得中文算不算？（笑）他其實是在說我們底子不好要努力，這對我一直是一個刺激，那一代人為什麼會懂那麼多東西？我們這一代好像英文學好就行了。」
另一種刺激，是他看到當時學術領域內部之間狹隘的僵化的隔膜，產生了深深的失望。當時外文系有一個剛從海外學成歸來的英美文學博士，講授和介紹文學的新批評主義理論，而台灣正流行卡特、加繆的存在主義，鄭培凱便和幾位同學找到老師討論，「結果老師說他是學英美文學的，從來沒讀過法國文學。我們都傻眼了，哦，學英美文學的，其他的就不必懂了麼？」鄭培凱正念大三，產生了從外文轉向歷史學的想法，開始大量旁聽歷史系課程。
「除了歷史，我旁聽的課程非常龐雜，那個時代可能還有一點古風，從來沒有想過學了有什麼用。現在如果要給年輕人一些勸告的話就是，你不知道到哪一天什麼東西有用，好好的學通了，都有用。」
民間傳統也是學問
台灣的歷史學系偏重中國史，鄭培凱決定去國外讀世界史。而這個階段，亦是他真正的與現當代中國文化連接起來，甚至曾有新認識的朋友一度以為他是從大陸出去的學者。「到美國後讀了大量五四以來作品，因為這個在台灣是被禁的，什麼魯迅、巴金、茅盾，統統不讓讀，我們在台灣當時可以公開讀的就是朱自清和徐志摩。」還包括毛澤東思想以及馬列主義理論，大大補充了鄭培凱認為之前被剝奪和限制的知識領域。
90年代初，鄭培凱回到台灣出任大學客座教授，既講授中國戲劇戲曲同時又負責莎士比亞戲劇課程，發現了一個匪夷所思的現象：學生們對中國戲劇戲曲的理解出現困難，但對西洋歌劇卻接受順暢。「我搞不懂，為什麼我只有拿歌劇做比方講中國戲曲，他們才能明白？」一次教課，鄭培凱說起了京劇著名劇目《龍鳳呈祥》裡的「美人計」，來自劉備招親的故事，有學生聽得直瞪白眼，從沒有想過原來民間傳統也可以拿來做學術研究。「這裡面其實有許多的成見蒙蔽着他的思維，以為世界上只有莎士比亞才是學問。所以，比較開放和多元的思考反而是現在中國文化教學和整個中國文化研究正面臨的急迫問題，不然腦子就是死的，很封閉。」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