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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紀蘇(左)與宋強。
文：張俊峰
他們代表了中國社會的另一種態度。
在夏天的香港書展，《中國不高興》五位作者中的黃紀蘇和宋強受邀到香港，通過對他們兩人面對面的訪問，我對這本書——它出現的背景，它沒有表達到的態度——有了更多一些的了解。
今年3月，《中國不高興》這本書面世，獲得很多人認同，也引來一片不同意見的撻伐聲。認同的表現之一是銷量很好，負責這本書市場運作的宋強接受我訪問時說：「以一些二級批發店和機場書店來說，他們每天都可以走30來本。」中國內地的網路書店「當當網」的廣告詞是：「上市一個月銷量突破60萬冊並引發社會大辯論的時政奇書」。
反對者的態度是，這是一本「推銷病態民族主義」的書，如吳稼祥發表在《中國青年報．冰點》的一篇批評，《讓中國服從「我」的心情——評《中國不高興》所推銷的病態民族主義》，他認為《中國不高興》所表現的民族主義不是健康的民族主義，而是病態的，原因在於：「這樣一種民族主義，有4個基本特徵：1，把疤痕當勳章……2，自戀且排他……3，眼睛長在後腦勺上，他們口中的未來，不過是已經遠逝的中華帝國的背影，他們最推崇的是秦帝國……4，好戰。」吳稼祥認為，「自由健康的民族主義，是偉大的美國獨立革命的主要動力之一，也是中國孫中山、印度甘地、土耳其凱末爾及埃及納塞爾領導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精神動力之一；但狹隘和病態的民族主義，也種下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病根。病態的民族主義起源於一個民族病態的心理，一個民族的偉大精神和政治領袖不是利用自己民族的負面心理為自己的狂想服務，而是要治療民族的心理創傷，讓她恢復自信、包容和愛的能力。」
吳稼祥的批評馬上在北京的「烏有之鄉」書店網站上遭到《中國不高興》擁護者的討伐，有一篇題目是《從秦檜痛罵岳飛看漢奸吳稼祥狂批＜中國不高興＞》，作者說：
「洋洋兩三萬言的文章，涉及這類人（『賣國精英』—本文作者注）只提了這麼一段話，而且不表明自己對這類人的態度是反對還是支持。當然，他更迴避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即這本書之所以問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恰恰是由於當代中國確實有不少這樣的賣國精英，他們見不得中國發展進步，看不得中國迅速崛起。這些人認為中國的一切都是壞的，美國、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恨不得西方重新組成八國聯軍把中國佔領。可以說，如果中國沒有這類人，這本書也不可能出現，更不可能熱銷。這本書正是對中國存在的賣國主義精英興妖作怪現象的憤恨和反彈。吳稼祥為什麼迴避對這類人的評論，更迴避《中國不高興》產生的原因呢？因為他心裡有鬼！……吳稼祥心中的『鬼』就在於他自己就是個『賣國精英』。……一個懷着鬼胎的賣國精英去批判民族主義，就像秦檜去批判岳飛、汪精衛批判抗戰一樣，他又能騙得了誰呢？誰能相信他的鬼話呢？」
從對黃紀蘇和宋強的訪問中，我至少了解到，看待《中國不高興》不能只是簡單地把書中觀點看成一個人的一時一刻的言論和態度，它比批評者想像的要複雜。
這本書不是一個人的觀點
這五個人是：宋曉軍、王小東、黃紀蘇、宋強、劉仰。這本書並非專門著述，是五個人聚會聊天後，認為內容和觀點可以集結出版，就編成了一本書。五個人背景不同，宋曉軍是前海軍通訊軍官，後來在央視和鳳凰衛視擔任軍事評論員；王小東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系，據他自己說「後厭煩，不讀數學，只讀英語小說」；劉仰是一個傳媒人；宋強是圖書編輯；黃紀蘇的學術背景最完整：「社會學家、劇作家，現任《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副主編。曾經編創的劇本：《愛情螞蟻》、《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
五個人在民族主義的態度上基本一致，不然不會坐而論道一起「說」出這麼一本書，但他們背景、性格的不同，卻被批評者所忽略，難免發生就其中一人的觀點把整本書否定的片面狀況。
在面對面同時對黃紀蘇和宋強的訪問中，我能感覺到黃紀蘇的觀點是經過了認真思考和親身經歷後有系統和帶着責任感提出的。他講話慢，而且有種你能感覺得到的憂慮和平常心。
《中國不高興》裡，有一節專門批評香港的文化是「管家文化」，說香港的知識分子沒有獨立思想，只能翻譯外國的觀點。這話是王小東說的。黃紀蘇說，王小東本來想說的不是「管家文化」，而是「港慫文化」。慫，是中國方言，粗口，指人懦弱、沒本事。用粗口在書裡罵香港，可能會令人厭惡，所以後來改了。黃紀蘇幫王小東解釋說，批評「管家文化」，本意是「中國現在是個滄海桑田的大時代，要對人類有較大貢獻，引進外國的是必要的，但也要貢獻。而中國『精英』只是在照抄西方的，爭當西方各路學術的經銷商。這一方面可以理解，一方面卻對中國長期目標不合適。」
他舉親身的例子說，頭兩年去了一次寧波，是去考察當地的社區建設。當時有復員轉業軍人（退役後擔任民間機構職務的人）擔任社區幹部，黃紀蘇發現他們和基層的互動能力很強，到了社區人員要和北京來的教授正式開會的時候，復員轉業軍人不見了，來的都是剛畢業的大學生，說的話都是從西方照搬過來的，這讓他很憂慮。「這摧毀了中國人看待中國經驗、理解中國經驗的能力，阻礙了創造力的生長。」
黃紀蘇所見到的，確實是中國存在的問題，《儒林外史》裡虛偽而無生氣的中國古代讀書人，在今天轉換了面目後的確仍然大量存在。
他把這種「語言」的問題更進一步說，中國現在不單是只會套用西方的話語，而且自身的話語也在僵化。「現在政治精英的話有兩套，一是翻譯來的，二是中國革命的語言——其實也是抄蘇聯的。毛澤東的貢獻是（把政治語言）中國化，完成時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但體制不斷僵化、官僚化，（中國化的革命語言）也失去生命力了，語言僵化是體制僵化的表現。我認為只有中國本位和民族本位才是真正有創造力的東西。」
「至於香港，我接觸不多，只是開會時遇到個香港教授，講的應有盡有但沒內容。所謂『管家文化』，就是一個人做主人時可以不拘形跡，當僕人、管家時就要裝扮。像西方，學術期刊裡也有很多『僕人』，不能面對學術現實時只能來這一套。中國要對人類有所貢獻，就要有原創的東西。『管家文化』成為批評的目標，只希望大家能理解我們的核心關注的東西。」
將心比心，人不是不能接受批評，只要這種批評是理性的。黃紀蘇的說法可以被人接受，而王小東本來用爆粗口來宣洩的那種情緒，則是另外一回事。
這本書不是孤立的
批評者批評這本書，是否想過它出現在一個怎樣的環境裡？黃紀蘇說到北京的「烏有之鄉．UTOPIA」書店。這家書店也是獨立書店，網頁上寫着他們的宗旨：「公平擴大內需，正義創造財富，平等激發活力，自由享受激情」。雖然提到公平、正義、平等、自由，但書店網頁特別有一個欄目是「毛澤東與未來」，開篇詞說道：「80年代以後，一些人選擇一條與毛的思想完全相反的道路；回顧2008及其之前的三十年，改革開放順其自然地繼承了毛時代的偉大遺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同時也出現了嚴重的失誤與問題，這又無一不是背離毛澤東思想、拒絕用毛澤東思想指導現實中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必然結局；……因此，中國的下一個轉折點也依然會圍繞毛澤東而展開——要麼重新確立毛澤東思想在現實中的指導地位，中華民族走向真正的復興並引領人類走出困境；要麼繼續在非毛化、西化、資化的路徑上狂奔，而人民在多年的混亂與曲折中將重新舉起毛澤東的旗幟。」
看到這樣的開篇詞，你要認為中國在經歷了文革以後，有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理論以後，在意識形態上與三十年前發生了徹底改變，那就錯了。而目前貧富差距嚴重引發的問題，也讓許多人轉回毛澤東那裡尋求力量。
黃紀蘇說，「我對它（烏有之鄉）也不是特別了解，我的文章經常在那兒發，它的講座我也去。是一個中左翼的平台，觀點有中左翼、毛主義、偏左，都有。年輕人在那兒搞，有的很有理想，很端正。」他說，在那兒碰到一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學生，23歲，他考慮的問題那個學生都想過。「他比較理想主義，年輕，有點偏激，但也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
本文開頭引述到的一篇對吳稼祥的批評文章的再批判，就是引自「烏有之鄉」的網頁。
如果只是批評《中國不高興》，而沒有看到它背後這樣一塊思想的支持，其實並沒有正視問題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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