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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張信剛出席香港城市大學二十周年校慶活動。
文匯報：很多人都知道您作為城市大學校長對推廣中國文化方面的貢獻，卻不知道其實您1990年就來香港了，並在香港科技大學創立了工程學院。香港自從1982年「中英談判」後，已開始出現大規模的移民潮，那麼多人都往外走，你為什麼選擇回來？
張信剛：當時也有很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不單是我，還有一批海外華人知識分子也回到香港，都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甚至還認為，恰恰是97年回歸的到來，才是我們回來的重要理由，因為知道我們工作的結果會超越97。能在華人的世界裡，建立一個具有新型管理機制的大學，並且和一批掌握現代科技脈動的學者一起努力，這絕對是好事。
放在中國5000年的歷史觀照裡看，那些由於時代的原因去了海外，吸收了海外的東西再回來，不就是很多很多唐僧？唐僧對於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性，不會有人否認，而20世紀以來的留學生，他們所起的作用和唐僧其實是一樣的。你看中國文化的發展，即使有地理環境的相對阻礙，但從來也不是完全隔絕。絲綢之路和後來的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說明中國文化是在不停地更新和充實。
香港恰恰給正在發展的中國帶來資訊和社會制度管理的參考，特別是在土地經濟運作的方式、對資金的籌措、對企業人事制度的管理等方面。香港科技大學在香港設立，既有歷史的必然性，因為是港英提倡的，也有時代的意義。
文匯報：作為見證香港97回歸的大學校長，您在高校裡的觀察，香港人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的認識，以及他們的心態，在97年前後有些什麼樣的變化？
張信剛：97之前，因為香港人口的組成以及香港人在中國發展中所觀察的，讓香港人普遍的對中國近代史上發生的一些問題和現象產生疑惑，或者不認可。由於香港的學校主要是英語教學，上課的教材主要是從西方的觀點看中國，這幾個因素加在一塊，使得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感在97之前不很高。但是，香港人在家庭觀、人生觀等等，其實正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儘管他們學了很多英文。這個現象比較複雜。97年之後，兩地來往越來越多，加上整個中國的改變，世界對中國的重視程度，反過來也影響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
在回歸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香港人不會用「我國」來形容中國，多數說「中國」，但是最近幾年，我開始看到和聽到一些人說「我國的文化」，這種改變很細微，但是很有意義。
文匯報：您1996年出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一做11年，在這期間，您在學校大力推行中國文化教育，並邀請鄭培凱來城大成立中國文化中心，不僅讓中國文化課程成為全校必修課，還打造了一個文化的品牌；而您2000年受任首屆特區文化委員會主席，這是否都在說明，您一直在有意識的加強香港人對中國文化的認同？
張信剛：這樣說有一點往臉上貼金，但否認的話，就是否認事實。在我做城市大學校長的任內，不管是公開的言行還是在學校所做的具體措施，都是為了讓我們的學生更加清晰的了解中國文化的魅力，以及他們與中國文化的血緣關係。
我在文化委員會做主席，儘管會員的意見不盡相同，但經過20多次大會和無數多次小會，後來打造出了一份綱領性的報告，就是強調香港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只不過有自身的特殊性。這得到了當時的特首董建華和現任特首曾蔭權以及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的認同，他們現在還是按照這個綱領來做基本政策的考量。
這是一種嘗試。在港英時代，香港沒有在本地並由本地人設立一個文化政策。而文化委員會由香港特區政府設立，重視香港文化的需要，這是很有意義的。
文匯報：在香港與內地的文化互動越來越多元的時候，今後香港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還有什麼樣的空間？
張信剛：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文化，不只是琴棋書畫，或者詩詞戲曲，文化是生活方式，包括物質的、科技的，還有摸不着的意識形 態、家庭概念等等。香港已經體現了很多中國文化，但在與內地進行的互動中，它有一個別的地方所無可取代的位置，必須要加以發揮的，就是香港本身既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個必須要再次肯定，但同時，香港接觸外國的機會和能力大，跟內地人來往當然也比外國人容易。所以，作為一個視窗，一個橋樑，香港非常重要。
只要歐洲和美國的文化勢頭仍然很強，他們的科技、創意沒有完全走下坡，只要英語仍然是世界上最普及的語言，這個沒有好壞的問題，而是看事實，香港的優勢一定會一直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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