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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雨 來自香港的北大美學博士生
10月6日，2009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揭曉，英籍及美籍華裔科學家高錕獲獎。當人們為華裔科學家獲獎而高興時，中國籍科學家至今仍與諾貝爾獎無緣，不免讓人感嘆。中國人得不到諾貝爾獎成為人們心坎裡一道深長的傷疤。
若不考慮爭議較多的諾貝爾文學獎、和平獎，也暫不考慮1968年才增設的經濟學獎，僅以3大科學獎項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物學或醫學獎來看，從1901年到2009年，獲獎的華裔科學家有8人，證明中華民族不比其他民族遜色。既然如此，以中國人的勤奮好學，人口又佔世界1/5。為何不能取得被諾貝爾獎評委承認的科學成就？
倡自由探索 獲政府支持
先看在全球大學排行榜上名列歐洲首位的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大學，建校152年來，先後有愛因斯坦等21位諾貝爾獎得主在那裡上學或工作。該校有16個學系，360名教授，1萬多個學生，規模遠比中國很多大學小。然而，每年國家編列的預算接近12億瑞士法郎，令其可進行大量的基礎和高風險研究。學校董事會只有4人，權力很大，但有許多由教師、學生組成的協商會全程參與決策，確保學校決策的科學民主。大學十分鼓勵自由探索。由於科學發現是難以預計的，因此政府支持高風險研究，須與成果、發現、論文等「硬指標」直接掛鈎的科研經費不到總數的1成。科研全由教授負責，他們組建最好團隊，爭取做出最好成果。
爭逐行政權 喪失創造力
再看內地學術界的情況。有人說，科研機構管理的行政化，導致大學內部行政權威凌駕於學術權威，知識生產不能遵循自身的特定規律，作為新知識創造者的研究員本應具有的自由意志、獨立精神漸被磨滅，創造力也隨之枯竭。激勵機制是科學家創新的動力機制。因令科學家個人價值得以實現的各種資源，包括物質性的利益和精神性的榮譽等，都被行政權力擁有者握在手上，導致許多科研工作者一旦取得一點成績，就把心思放到追逐權力上。在求權過程中花費大量心力，當大權在握就控制資源，同時也失去研究的動力，加上被行政事務所營役，故沒多少精神花在專業研究上。政府撥出的科研經費多與「硬指標」掛鈎，削弱學術自由的良性環境，導致專業探索深度不夠，最終表現出來的是急功近利，缺乏創造力。
追求標準答案 欠缺多元思考
另有批評歸咎於應試教育。學生從小學、中學至大學，伴隨的是接連不斷的、規限森嚴的考試。楊振寧曾率領一批諾貝爾獎得主到內地講學，有人問及他們當中有無「高考狀元」，楊振寧笑說：「按照中國的高考標準，我們都是差的學生，在中學裡，都排在十名後。」許多學生為取高分數，總希望從課堂上得到問題的最終答案，然而科學前沿都是處於不斷的變化與發展中，不可能有標準答案。在諾貝爾獎得主朱棣文看來，考試並不重要，學生也不要滿足於一個解決方案，重要的是培養科學直覺的習慣，採用不同方式看待問題。而這種獨立思考的精神正是現今內地教育所欠缺的。
再者，中學階段過早的文理分科及高等教育中過細的專業劃分，導致學生知識結構不合理，文理分科就像一堵牆橫亙於不同的知識領域，導致不少學生劃地為牢，思維狹窄。現代科學發展的基本趨勢是文理滲透，學科交叉，單一的知識層面與專業領域必會影響學生創造力的發展。這種狀況只會產生工匠式的研究者，很難產生大師級的科學家。 ■pku616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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