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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俠
讀者是最容易被感動流淚的族群。
走進書店，遠的有《東京鐵塔》、《一公升的眼淚》，近的有《生命中最後一個月的花嫁》，至親之人遭遇病魔的折磨，化成文字，因此而流淚的包括香港讀者。韓國電影上常常看到的絕症與生離死別，日本全部真人「演繹」，讀者可以一再咀嚼當中細節，然後拿著紙巾輕輕拭去一滴眼淚，感慨一聲，我們的生命多麼幸福。
旁觀他人的痛苦，成為大都市居民在金融與地產的迷思中日漸變得麻木的心靈的美沙酮，隨著眼眶盈淚，我們方才發覺胸腔被那巨大的情感所包圍，我們的感情在這些文字當中得到撫慰，然後，拭乾眼淚，繼續搏殺。
至親遭受病魔的折磨，執筆寫來，該是重新體會一次那種無能為力的痛苦。真人真事的出版，感染力更加強大。2009年新上架的這類真人真事，包括《生命中最後一個月的花嫁》、《一公升的眼淚——最後的58封信》等，前者有電影造勢，後者則是由木藤亞也的日記改編成日劇與電影掀起熱潮，再度集結主人翁由藤亞也所寫的書信出版，亦有一批捧場客。法國作品《O* On Va, Papa?》的中譯本《爸爸，我們去哪裡？》今年8月方才面世，短短20多天內已經印了四刷，更可見這類療傷系作品的受歡迎程度。
一本受歡迎的療傷系作品，必須能夠讓讀者流淚，於是多數都有以下元素，包括可以預見的生離或死別，如主角通常患上絕症或失蹤；至親對主角不捨不棄的感情。
爸爸，我們去哪裡？
《爸爸，我們去哪裡？》的作者是法國知名作家及電視劇編劇尚路易．傅尼葉（Jean-Louis Fournier）。傅尼葉的創作包括散文、小說、劇本，製作過電視，參與過卡通片的創作，經常接受媒體訪問暢談自己的作品，但他一直避免談及自己的兒子。
「過去不提，不是因為怕丟臉、怕被人用異樣眼光看待，而是無法面對說了之後難以承受的痛楚。」2008年，70歲的傅尼葉出版《O* On Va, Papa?》時這樣說。他有兩個殘障兒，不論身心均發展遲緩。他寫他的長子馬修，「身體軟綿綿的，頭像是橡膠做的，挺不起來……他從來不曾感到饑餓，要有天使般的耐心才有辦法餵他吃東西，不過他經常會吐在天使身上。」次子托馬出世時傅尼葉曾高興地對友人說，終於知道擁有一個正常孩子的滋味，但不幸地，托馬步上哥哥後塵。馬修只懂得「噗噗」地嚷嚷，較聰明的托馬則學會說簡單的話，包括，「爸爸，我們去哪裡？」但他從來無法記得爸爸的回答，於是，經常在十分鐘後煞有介事地問：「爸爸，我們去哪裡？」
《Ou On Va, Papa?》出版不夠一年即感動了數十萬讀者，更迅速被譯成24種語言。70歲的傅尼葉在書中不時調侃自己的處境，以幽默的文字描寫兩個殘障兒的狀況，甚至記錄自己曾有過的種種拋棄兒子的想法。
「馬修當自己是輛車子，嘴裡時常發出汽車發動的『噗噗』聲。更慘的是，他還參加了利曼24小時耐力賽，就這樣，這輛沒有排氣管的車子開了一整夜。好幾次，我走到他身旁要他關掉引擎，卻是徒勞無功。跟他講道理是不可能的。我無法入眠，偏偏第二天又得早起。我心裡不時有種可怕的念頭，打算將他丟出窗外，可是那根本沒有用，我們就睡在一樓，就算真的把他丟出去，我們還是會繼續聽到那個『噗噗』聲。」
整本書並沒有詳細描寫馬修與托馬的各種病痛與引起的種種生活問題，傅尼葉更傾向用輕描淡寫的方式去敘述，包括馬修在15歲時去世，包括妻子受不了這種情況而拋夫棄子，更多的篇幅寫兒子們一些令人發笑的小故事，如托馬怎樣學穿方服，卻重複地把頭從衣服上的破洞穿出來，寫帶孩子的工人喬瑟怎樣學會自己的幽默，寫他曾經幻想如果孩子是正常的可能卻會面臨種種青年問題而情願一切不變。亦正是這種幽默的筆觸使這本書與其他動輒催淚的作品截然不同，亦受到更多人的歡迎。讀者一邊讀著書中那些帶點搞笑帶點無厘頭的想法，一邊卻能深深體會到擁有兩個殘障兒的父親內心深處的痛楚，馬修的歲月永遠凝在15歲，如今已經44歲的托馬卻仍然遭受病痛的折磨。雖然兒子永遠都無法讀得懂書中內容，但傅尼葉還是決定要寫一本書送給他的兒子們，讓他們不致被遺忘。
美麗的孩子
社會認知中的父親形象，嚴厲、不拘言笑，與子女總會有代溝，這樣的形象與對子女的不離不棄，效果總是動人的。另一位父親，澳洲作家布萊思．寇特內也寫他的兒子，患有血友病並在輸血過程中感染愛滋病的戴門。
作品《April Fool's Day》1993年面世，寇特內在書中細細地描寫兒子戴門所遭受的種種痛楚，描寫家人怎樣擔驚受怕且悲痛的心情，仔細描寫童年時的戴門如何已經長成一位聰明、懂事的小孩子，怎樣掩飾自己的痛楚，卻以笑臉為家人帶來歡樂。鉅細無遺的文字使讀者清楚感受到血友病所帶來的折磨，同時也感受到不幸再感染上愛滋病的戴門及其家人的絕望。作品成為澳洲暢銷書，同時也因為書中對血友病人的遭遇的描寫，推動了澳洲醫療體系的改革。中文版《愚人節說再見》2009年4月上架，不是為了在愚人節參與一次大惡搞，而是紀念戴門——他於1991年4月1日去世，就像一個愚人節的玩笑，把自己藏起來，讓家人怎樣也找不到。
《爸爸，我們去哪裡？》一書中，除了托馬口中不時嚷著的這句話讓人感到心酸，其餘的文字更多的卻是搞笑與幽默，傅尼葉的痛楚深深被各種無厘頭的想法所掩蓋；《愚人節說再見》中，寇特內卻沒有一絲掩飾，仔細地描寫戴門怎樣抽蓄，幼時怎樣因為戴門的腦腫而發現兒子患上血友病的真相，描寫戴門的女友席蕾絲特怎樣與醫院對抗，爭取陪伴戴門的權利，也描寫戴門的種種憤怒與不甘。父親及家人面對兒子的無能為力再一次呈現在讀者面前，鉅細無遺的描寫更容易讓讀者找到感情的宣洩口。
要感動讀者是容易的，旁觀他人的痛苦是保持著一定距離的感情宣洩法。不論他人的痛苦是絕症還是甚麼。美國資深記者大衛．薛夫以一個自責的父親角色出發，在個人回憶錄《美麗男孩》（Beautiful Boy）中詳述兒子尼克怎樣染上毒癮，怎樣被趕出家門，然後一家人怎樣團聚的故事，薛夫在尼克染上毒癮初期的種種擔驚受怕，種種失望與憤怒，趕兒子出街的心痛與決絕，及怪自己沒有一早發現問題並幫助兒子渡過難關的自責，看在讀者眼中，是另一種值得灑淚支持的痛苦。中譯本今年7月底上架，不足半月已再印。甚至日本的《我是男校畢業的女生》，變性人椿姬彩菜描述她在男人時期怎樣受到各種歧視與排擠，身邊人包括家人都無法理解自己男人身女兒心的孤獨，化成文字，是另一種被旁觀的痛苦。
我們在閱讀這些他人的真實經歷，不論是影視還是文字，都感動得一塌糊塗。隔著玻璃，捧著一本本感動萬千讀者的暢銷療傷系作品，灑一兩滴同情淚之餘，這個社會卻仍然走在一個無良與涼薄的方向。新聞紙大賣醫院謀暴利而失醫德的故事、官方在改革醫療制度的無能，就像在電影《賭博默示錄》中，躲在安全的室內看著走著高空鋼索的開司等人在生命最關鍵時刻絕望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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