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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灼灼的大字寫的是「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成立」，在一眾來自內地、香港兩地電影界、教育界及政府代表中，卓伯棠低調地站在最邊上，他心中應是充滿喜悅和滿足的。雖然沒有人知道，從電影電視學系變成電影學院，經歷了一個怎樣的過程，正如當年他開辦大中華區第一個「電影電視與數碼媒體藝術（製作）碩士課程」（MFA），後來成為內地高校影視專業的範本。
「如果要問我的角色是什麼，我願意說自己是一個實踐的開拓者。」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總監卓伯棠說。
文：梁小島 攝：王付剛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採訪卓伯棠的那天，正趕上他和電影學院的職員們聚餐。席上，一位共事多年的同事揚着手裡的iPhone，向着對面的老闆說，「卓生，要換這個才行啦！」他哈哈笑着揶揄過去。他的手機是太太買的，用了多少年已經不記得，不能拍照不能上網，連彩屏都不是。生活上，他盡可能的簡單。對電影的全身投入，不容他有多餘的心思追求什麼曇花一現的潮流。電影反過來影響了他的生活態度，「拍電影，就是要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
半個學術人
他從來都不跟着別人走，他要做那個帶領人走的角色。成立不久的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作為香港首間全面訓練電影專業人才的學府，是一個最新的證明。香港電影要在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實施下有更大的生存空間，與內地的合拍電影只是其中一種形式。他心目中的那個「香港電影」，不是正在萎縮，反而經過曾經的黃金年代的人才和文化積累，正具備着其他國家和地區未曾有的國際視野和多元而集中的產業經驗，未來，一定是光明的。
不過，真正能拿到香港電影發展局那張340萬元的支票，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這意味着和發展局及校董的無數會議和事無巨細的行政手續，但最難改變的是行外人的偏見。「到現在還有人認為，搞電影學院有什麼意義？安心做研究就好了嘛。可是，電影怎麼能光靠研究就發展下去呢？」就連他自己，即便在學院待了近20年，仍舊認為自己只是半個學術人。另外半個是什麼？「我其實一直喜歡剪接和導演。」卓伯棠說。
他真的拍過不少電影的。偶爾在電影課上，也會拿出他當年的作品放給學生看，雖然只是那麼幾個片段，無法給予學生更多的資源去崇仰，雖然學生知道，方育平是他在美國南加州大學念電影製作碩士時的學長，他的同班同學是劉國昌。南加大MFA的嚴厲是出了名的慘烈，50個學生，一年後要淘汰20人，「第一個學期拍5個短片，每拍完一個就要全班放映，老師和同學都會出來批評。我被罵到最後一部片，突然就找到拍攝的竅門了。」台灣來的楊德昌，比卓伯棠早入學半年，因捱不住這種西點軍校式的魔鬼訓練，一個學期後就憤然跑掉。「公佈成績的那天晚上，記得班上不少美國學生在哭，男女生都有。」可是卓伯棠當年考來美國，原是連鏡頭怎麼構成都不知道的，第二年已取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獎學金，才苦盡甘來。
《影響》
不過他也並不是沒有電影根底的。60、70年代度過青春歲月的台灣人或香港人，如果又正巧是文藝青年，一定知道那本《影響》，當年作為台灣第一份嚴肅推介、討論電影和介紹外地電影理論的電影雜誌。創辦人便是在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念本科的卓伯棠和友人。當初選擇新聞，是他感覺自己性格內向，要找一種活潑的專業彌補不足，後來才發現，新聞對個人的限制太大，無法自由表達。台灣當時雖未解禁，每年仍有進口片的配額，卓伯棠和幾位同學一方面舉辦影片放映會，一方面大量翻譯外國電影理論文獻，他還是將法國符號學介紹給中文世界的第一人。結果吸引了大批熱愛電影的同好，並結識了一批台灣電影人和作家，包括李行、黃春明、張毅等，那時香港影評人羅卡、吳昊和譚家明的名字不時也出現在編輯名單中。
畢業後就定下繼續走電影的道路，在準備申請美國大學的同時，卓伯棠進了李行的劇組，做了「導演的助理的助理的助理」。「不過那個時候，主要還是談劇本比較多，平時就是跑來跑去，對導演沒有概念。」多年以後，那些《影響》曾用專題介紹的導演和演員，有些已上升到一線，比如陳國富，比如蔡明亮，比如侯孝賢。
新浪潮
如果有心的學生再做一點調查，還會發現，原來卓伯棠還屬於凡是電影人都會艷羨的「香港電影新浪潮」的那一撥。他的電影黃金期正是80、90年代，只不過他待在電視台的時間比其他人稍久，一部曾創出無線40多點高收視率的《霓虹姊妹花系列》，是他願意列舉的不多的個人代表作。他進出無線兩次，每次都做了3年半，與他同是電影組的曾有後來拿到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嚴浩、拍出香港經典恐怖片的余允抗以及家喻戶曉的杜琪峰等人。不過，無論是早於他回港的方育平，還是晚他一年畢業的劉國昌，三個人當年都未做過任何關於電影合作的承諾，雖然他們私交甚好，卓和劉的駕車技術都是拜方育平所賜。「香港人就是這樣的獨立，不像台灣人喜歡抱團，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新浪潮』一直沒有產生共同綱領的原因。」當年單打獨鬥的勇士們，現在仍有部分寶刀未老者，後來都成了卓伯棠的教學資源，以嘉賓或講師的身份給學生們開電影課。學生們為那些金牌電影人尖叫，同時也在感受電影產業的世界現實。後來根據部分講座內容整理出版的一系列電影書籍：「侯孝賢導演大師班」、「吳宇森導演大師班」，或是「千嬌百媚說林黛」的亞洲影后展，《全球華語電影產業及管理》等，部分書還出了內地簡體字版，受到電影愛好青年的熱力追捧。
教書匠
可是，從電影前線轉入學校教書，按他自己的說法，是一條無法回頭之路。令他改變的首先是身體出現的問題。醫生對他的氣管炎早就束手無策，最要命的是，他是一個無法在白天入睡的人。「即便是拍通宵戲，我也睡不着。可是拍電影怎麼會沒有夜戲？」瘋狂的時候，他就把夜戲集中在一周內拍完，覺，自然也是沒得睡的。然後，就是自己的狀態，在第二次回到TVB拍片時，出現了嚴重的動搖。「你知道，電影始終是很商業的，雖然我的有些作品也能賣錢，但始終不容易掌握自己能做的事情，就覺得也許自己不再適合拍下去了。」多年以後，偶爾的幾次夜深人靜時，面對當年的選擇，他也會為自己的放下而感慨，「不過畢竟教育的路不同了，看到學生拍得好，就會很開心，他們繼續了我的電影夢。」
千禧年之後，卓伯棠在當時的電影電視系創辦了大中華區第一個「電影電視與數碼媒體藝術（製作）碩士課程」（MFA），課程和師資完全依照美國的大學影視協會的規定設立，並努力吸納內地人才。作為電影電視製作的最高學位，那時候，內地高校幾乎很少有人知道MFA是個什麼東西。
從電影電視系到如今的電影學院，從沒有想過自己會教書的卓伯棠說起自己種花結的那些果已是坦然，「現在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並且也知道自己的能力去到哪裡，所以可以做到很堅持。過去自己沒有成熟的根基，也做了很多嘗試和轉變，雖然不能拍片是一種遺憾，但如果能為電影產業的人才培養出點力的話，也是很好的。」
如果現在讓卓伯棠拍一部電影，會是怎樣的故事？「我想是那種在社會上經歷了很多事情之後，人的想法和生命的改變。」聽上去，有些形而上的宿命意味。而他也注定離不開電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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