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在今夏將近40度高溫的天氣裡，走進了蛐蛐兒現在的家。沒有看到空調，一台嗡嗡作響的破電扇搖擺着腦袋吐着熱風。一個50多歲的男保姆陪伴蛐蛐兒住在這套至多不會超過50平方米老舊灰暗的居室裡，蛐蛐兒臃腫肥碩的身軀一看就是常年坐輪椅或臥床不活動造成的。他的腦子還是相當清醒的，但那木訥的表情和遲緩的動作卻像一個患了癡呆症的老人。

　我問他：你還記得我嗎？我猜想他是要思索回憶一下的，沒想到他立馬脫口而出：袁敏怎麼會不記得呢？我的眼淚一下子就湧了上來，久遠的記憶像潮水一樣呼嘯而來。我問他：你能看書嗎？他說：能。我又問他：能寫東西嗎？沉默了大約幾十秒鐘，他說：能。

回首往事難提筆

　我告訴他，我正在給《收穫》雜誌寫關於「總理遺言」的回憶文章，我還告訴他，《江南》有一個欄目叫「第一見證」，專門刊登一些親歷親為的重大歷史事件，我也希望他作為「總理遺言」的第一當事人，給這個欄目寫一點真實的文字。我希望我和他能從不同的側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一段共同的歷史，這樣也許會更客觀、更公正、更全面。他沒有拒絕。

　一個星期以後我給他打電話，問他寫了沒有。他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才說：沒有。是不想寫還是寫不動？半晌，他才又說：寫不動。我有點着急：身體不好嗎？沒有。那為什麼？他沒有回答，電話裡卻傳來沉重的呼吸聲。我也不說話，聽着他的呼吸聲像觸摸到他的心跳。幾分鐘後他用很低沉的聲音說：不想寫。我默默地握着話筒，我能理解這「不想寫」三個字背後的痛楚和心酸。

　我想掛斷電話時，蛐蛐兒突然開口了：我相信「總理遺言」也是總理要說的話，那不是偽造的，真的是總理的遺言。我看不見蛐蛐兒的表情，但我聽到他一字一句非常清晰地說出這樣的話，我還是有點愕然。

搜集大量材料寫「遺言」

　當年蛐蛐兒從北京監獄放出來後很長時間沒有和我們聯繫，他總覺得對不起我們，不好意思來看我們。直到有一天，蛐蛐兒為了投稿，第一次到編輯部來找我。那也是他出獄後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記得很清楚，他當時也是這麼對我說的：「總理遺言」確實是總理想說的話，不是偽造的，真的是總理的遺言。

　那一次，他對我說了很多話。他告訴我為了寫好這份「總理遺言」，他曾經搜集了大量周總理的講話、報告，以及別人寫周總理的文章，仔細閱讀仔細揣摩。他還在父親曾當過團省委第一書記的晨光家裡看到一本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任弼時的追悼會紀念冊，裡面的許多內容都給了他很大啟發。最最關鍵的是，蛐蛐兒認為：在當時那種黨和國家都處於險惡境地的危難時刻，知道自己即將離開這個世界的總理肯定是憂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遺言，他更不會在自己撒手人寰時對全國人民失語。這就是他寫「總理遺言」的動因，他認為自己只是說出了總理想說而來不及說的話罷了。(三．全文完)

　■摘自《重返1976：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