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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礪青
書名：走進都會中國 一個臺灣人登陸十年的文化觀察
作者：李政亮
出版：夏日出版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
定價：港幣73元
這本書的作者在公元二千年毅然放下德國留學夢，遠赴一般台大生不會考慮的北大，一去就去了十年，更從學生變成教師。他出走的一年，正是陳水扁當選台灣「總統」，展開執政八年生涯的開始，也是台灣與中國大陸隔絕的開始。作者憑藉書本中那個灰濛濛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印象，隻身走到北京見證翻天覆地的變化，目睹國內經濟發展、大學教育的提升、八十後網路世界的興趣，甚至申辦京奧掀起的浪潮，那份感覺理應十分強烈。即使是作為香港讀者的我，讀到作者描述種種熟悉的現象時，也不禁嘖嘖稱奇。
中國永遠是不同文化想像下的不同圖像，不同城市在不同時代也有翻天覆地的變化。早在毛、鄧時代就到中國旅遊的美國人，也許會說首都北京是個充滿煙囪和胡同的古老城市；在九十年代的香港人眼中，深圳和廣州是混亂、新舊交替的城市；二千年後來到上海的人，會看到後現代時空交錯的十里洋場。若干年前，人類學家費孝通曾寫成《鄉土中國》一書，展示傳統中國社會面貌，但這種形象早已不適用於今日中國。作者在書中討論毛、鄧時代分別以城市為工業生產中心及消費場所，反映政治路線及經濟功能主導今日中國城市的形態，他一矢中的地指出這是從生產轉變為消費的過程。
作者是文化人，對消費的描述集中於文化消費方面，這也突顯了廿一世紀中國與改革時代中國的不同，人們對格調的要求，令城市不單是城市，更是一個「都會」。「都會」充滿五光十色的文化情調，比如在北京流行起波希米亞情調的書店、咖啡店和酒吧，上海則對二、三十時代的小資情調重新感興趣。作者提及文化人許知遠以本雅明作品為名開辦「單向街」書店，令人想起本雅明的另一著作《巴黎：十九世紀的首都》；在某程度上，北京的波希米亞格調確實很像十九世紀的巴黎，而當時的法國和今日中國一樣處於盛世。
但書中更多是一個台灣學術人在中國高等學府面前對兩地教育、大學生素質和年輕流行文化的思考，所以當閱讀作者對中國的描述時，事實上看到的是一個台灣學人處於兩岸交流中思考自身該何去何從。目前北大已經趕上了台大的學術水平，台灣大學生所持似乎只有校園的自由氣氛罷了。但當像作者般的台灣學人對比兩岸教育制度時，他也可以清晰看到意識形態對大學教育，尤其是教育精英主義的影響。沒錯，台灣面對中國大陸時會顯得很焦慮，可是在經濟發展和民主政制方面又有一份小島的優越感。雖然大陸大學中有許多精英，可是台灣人卻以歐美先進國家大學為一流學府，抗拒大陸大學及從大陸留台的大學生，又可看出其中的對立心態。
這種對立心態，既因有學術排名墮後所造成的失落感，也因為大家使用共同語言而顯得格外強烈。作者在書中用了很多篇幅討論中國大陸日常生活的台灣文化痕跡。除了橫掃大陸年輕人市場的人氣流行歌手和青春偶像劇之外，兩岸糾纏不清的關係還應該從語言上去看。作者注意到兩岸使用不同用語去表達相同意思，如「早安」和「早上好」、「鳳梨」和「菠蘿」等，而同一部電影、同一部村上春樹小說，又有不同的名稱、不同的譯本，差不多每類事物都可在兩岸找到不同的命名。這種差異即使香港人也看得出：台灣的語言比較「文雅」，但有時矯揉造作、不夠精確；中國大陸的語言比較「科學」，但有時長篇累牘、空洞無物，這當然也可以從二十世紀的歷史發展去解釋。
但畢竟大家是用同一種語言去溝通，所以相比起香港人，台灣人在中國大陸有明顯的優勢，作者舉了一個例子：周星馳的電影一向在大陸大熱，可是最耐人尋味的兩集《西遊記》，反應卻欠佳，可是當換了台式國語作配音，又有許多人看了。但意識形態的分歧卻延伸到語言發音的問題上，對於台式國語的腔調，大陸一直有批評聲音，認為這種語言不夠「純正」。另外，雖然講這種語言的電視連續劇在大陸大受歡迎，一直壓倒韓劇的勢頭，但官方仍以頹廢等各種原因，要求大陸媒體把節目刪除，風靡大陸的《流星花園》在2002年遭到國家廣電總局要求禁播，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當一個台灣人想像中國大陸的時候，這些問題似乎佔了很重要的份量，作者在書中的確道出這種「文化差異」怎樣影響千萬的台灣人（尤其是大學生），這份「影響的焦慮」是百萬香港人無法想像的，因為大陸對香港的影響主要是在經濟上的，而兩岸之間的衝擊是在文化上的。讀陳冠中的書，你會找到與中港經濟互動或兩地創意產業有關的討論，但在李政亮的書裡，你卻「感受」到兩岸之間的情意結，加上台灣本身的「南/北」、「藍/綠」分歧，更推遲了兩地的接觸。這樣，作者在兩岸恢復交流的時候，寫出自己於兩岸關係冷卻期在中國首都的體會，對他的台灣讀者來說自然意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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