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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7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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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空間:淺談漢學與樸學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0-07-17]     我要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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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黎廣基

 現代人談及清代學術,往往會稱之為「考據學」。其實,除了「考據學」外,它還有「漢學」、「樸學」等不同名稱。踏入二十一世紀,國內曾出版過幾部專門講考據學的專書,當中一部這樣寫道:「清代考據學,有的稱為『乾嘉考據學』、『樸學』,而稱得最多的是『漢學』。」(郭康松《清代考據學研究》)記得筆者小時候讀書,在老一輩學人的著作中,「漢學」、「樸學」等字眼,較諸「考據學」,似乎更為常見一些。而那些專門從事考據的學者,則被稱為「漢學家」或「樸學家」。究竟何謂「漢學」?何謂「樸學」?它們之間有甚麼不同?對於很多僅僅接受過西方教育,對傳統學問認識不多的人來說,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

 提起漢學,現代人馬上會聯想到。翻查一下維基百科,它對「漢學」作了如下的解釋:「漢學(Sinology),或稱中國學(China Studies),是指中國以外的學者對有關中國的方方面面進行研究的一門學科。」這令我不期然地聯想到「公羊」的笑話。回想二十多年前,我在旺角波文書店看到了曹聚仁先生的《國學十二講》,裡面有一段話引起了我的注意。曹先生說:「有一回,會考的國學常識中,問及『甚麼是公羊』,一位中學畢業生說是雄的羊!」其實,所謂「公羊」,指的是與《左氏春秋》、《穀梁春秋》合稱「春秋三傳」的《公羊春秋》,跟生物學中的「雄的羊」毫無關係。而古人所講的漢學,與現代人所認識的漢學,除了名字相同外,實際上也是風馬牛不相及,毫無關係的。

 那麼,甚麼是「漢學」呢?清學研究專家漆永祥先生認為:「『漢學』一詞,是相對『宋學』提出來的。」漢、宋均為我國古代的朝代名。因此,不難推測,所謂「漢學」,其實就是漢儒之學。蓋清儒深懲明亡之弊,認為宋、明理學空言心性,殆為亡國之禍端,故此銳意提倡漢學,反對宋學。這場復「漢」運動濫觴於清初,至乾隆、嘉慶年間而臻於大盛,而其中最重要的標幟,是吳派經學家江藩出版的一部清代學術史專著——《國朝漢學師承記》。

 這部作品開宗明義,將清代考據學統稱為「漢學」,「崇漢抑宋」之意,溢於言表。根據徐世昌《清儒學案》所載,「江藩字子屏,號鄭堂,晚號節甫,江蘇甘泉人。監生。少長蘇州,受業余仲林、江叔澐之門,傳惠氏學。博綜群經,尤深漢詁。」考余蕭客(仲林)、江聲(叔澐)同出於元和(今蘇州市)惠棟之門,江藩實為惠氏之再傳弟子。江氏曾說:「本朝為漢學者,始于元和惠氏。」(《宋學淵源記》)可見江氏之大張漢學旗鼓,明顯是受到惠棟的影響。事實上,惠氏不僅被譽為吳派經學之集大成者,地位超然,而且還與代表著皖派經學的戴震分庭抗禮,立立為乾嘉考據學派的兩位大師。惠氏曾說:「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詁,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九經古義述首》)這段說話,說明了他歸宗漢儒的原因,奠定了漢學的基礎和藩籬,對後來清代學術的發展影響深遠。同時稍後的學者錢大昕對惠棟推崇備至,認為「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惠先生棟傳》)。我們說過,清儒之所以倡言漢學,其中一個目的是為了反對宋學。作為漢學開山的惠棟,對宋儒的批評異常嚴厲,他認為:「宋儒之禍,甚於秦灰。」惠氏這些觀點,都悉數被他的再傳弟子所繼承。江藩在《漢學師承記.自序》中說:「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從江氏的言論看,《清儒學案》稱他「傳惠氏學」,是符合實情的。

 再說「樸學」。「樸」字本來是「樸素」的意思(《說文》:「樸,木素也。」);「樸學」,從字面上講,就是樸素、樸實無華的學風和學問。從這個定義出發,重視文采雕飾的文學以及側重抽象理論的哲學,都不屬於樸學的範圍。清代桐城派的姚鼐曾將學問分為義理、考證、文章三類。如果我們將義理歸入哲學,文章歸入文學,那麼所謂「樸學」,大概就是考證一類的學問。民國時期學者支偉成寫過一部《清代樸學大師列傳》,該書在「重印說明」中寫道:「『樸學』本指名物訓詁考據之學。」那麼,同樣屬於考據,「樸學」與「漢學」又有甚麼不同呢?

 筆者認為,「樸」字除本義「樸素」外,還有「樸真」的意思(《玉篇》:「樸,真也。」)。所謂「樸素」、「樸實無華」,主要是形容考證的方法及風格,而「樸真」,則包含了考據的目的及理想。因此,可以這樣理解,所謂「樸學」,除了指學風及考證方法上的樸實無華外,它還是一門求真的學問。清儒高唱「實事求是」,其實就是這種求真精神的體現。既然主張「實事求是」,那麼不管是漢學抑或宋學,只要觀點真實而正確,就應該要予以肯定和承認。這樣,從定義上看,「樸學」要比「漢學」來得寬廣,更具有包容性。

 我的太老師章太炎曾說:「惠氏(棟)揭漢學的旗幟,所探求的只是漢學;戴氏(震)並非自命為漢學。」(《國學概論.經學派別》)這句話清楚表明了惠、戴兩家治學之不同。跟隨章先生的思路,可以進一步地說:如果惠棟代表的是漢學,那麼戴震所代表的,就是樸學。戴氏曾明言:「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他所說的「道」,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真理」。他認為真心求道的人,不應依傍古人或今人,而應該實事求是地看待問題,唯理是從。因此他大膽地批評漢儒,認為「漢儒有師承,有時亦傅會」。他的這些觀點,在漢學大張旗幟、盛極一時的乾嘉之世,無疑是難能可貴的。錢大昕曾稱讚戴震「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戴先生震傳》),恰恰道出了樸學的特質,而這也是吳、皖二派考據學的不同之處。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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