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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書鐵券是古代的一種契約，由帝王頒賜給有功之臣，上書誓辭以及功臣所能享受的俸祿和特權，如犯法當死，可免受刑法的制裁。而且，這種德惠恩澤還可以延及子孫，只要江山永駐，不出現改朝換代的情況，誓約就依舊有效。
春秋時期，諸侯或卿大夫為了某些重要事件舉行集會，詛誓約盟，就是用硃砂或墨汁將誓辭書寫在玉石片上，分為兩份，一份藏於保存盟約的盟府，另一份深埋地下或沉到河裡，象徵盟誓無可更改，大家須戮力同心，一致合作。如著名的侯馬盟書，就是晉國趙氏等六卿內爭的盟約。而君臣之間訂盟，作為賞賜勳臣的恩典，始於漢代。劉邦奪得天下後，曾賜開國功臣以金書鐵券。《漢書．高帝紀》曰：「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所謂的鐵契，最初也不是用鐵鑄造，而是近於鐵色的玉圭或玉璜，上書君臣對天盟誓的誓辭。《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大意為，即使黃河將來只剩下像衣帶一樣的涓涓細流，泰山被磨蝕得就像是一小塊磨刀石，國家的福運仍然永存，誓約也依舊有效。丹書鐵契一式兩份，一份秘藏於國家保存重要文書的地方，另一份頒賜給功臣。
到後來，鐵券有了固定的樣式，為半圓形的鐵瓦狀，先由工匠鐫刻出文字，然後用黃金鑲嵌。《談徵．物部》云：「鐵券如半破木甑，有四孔，穿絛刻文字於上，陷金是也。此封列侯誓書鐫免死及俸祿之數於面。形如瓦，一藏內府，一授本爵。」從魏晉時期開始，鐵券上面就出現了明確勳臣可免受國法制裁、並可傳於後世的特權內容，這也成為了後世的金書鐵券的主要內容。
唐德宗年間，淄青節度使李納、恆冀觀察使王武俊分別起兵為亂，並屢敗王師，自稱為王。唐德宗為了招安兩位叛臣，封李納為隴西郡王，封王武俊為長史，並頒賜金書鐵券，上書：「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為國勳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嗚呼！其祗若明命，用保無疆之休。」皇帝不僅在鐵券上明確了受封者所享受的特權，還信誓旦旦地承諾一定會信守諾言，決不反悔。
唐代末期，唐僖宗為避黃巢之亂出逃，陳敬瑄迎駕有功，獲封穎川郡王，實封四百戶，賜金書鐵券，免死十次。之後，錢鏐出兵討伐叛唐稱帝的董昌，一舉將其攻潰，獲唐昭宗封為越王，並頒賜金書鐵券：「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錢鏐本人若是犯下重罪，可免死九次，他的子孫也可以免除死罪三次，如果只是平常的犯法，相關官員不得追究其責任。
但是，如果以為只要是獲賜了金書鐵券，就可以福壽綿長、子孫百代相傳不絕，那又是大錯特錯。明代朱元璋開國之初，曾倣傚唐代的鐵券樣式，製作了九十七副金書鐵券，分為七個等級，頒賜給三十四位功臣。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又將改制的鐵券頒賜給八位新老功臣。不同爵位的金書鐵券，大小略有差異，外面鐫刻受封者的履歷以及立功受封的經過，中間鐫刻免罪或減祿的次數，字皆用黃金鑲嵌。分為左右兩份，左頒功臣，右藏內府，如有需要，把兩份鐵券合而為一，就可驗證真偽，具有約定的效力。
然而，正如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談到明代士大夫的命運時所說：「一授官職，亦罕有善終者。」這幾十位獲賜金書鐵券的明代功臣，在朱元璋大興黨獄、殺戮功臣，以及之後的明成祖借靖難之名、大肆殘殺舊臣的腥風血雨中，本人及子孫能夠善其身，倖免於難者，只有寥寥數人而已。《萬曆野獲編》云：「所謂免死者，除謀反大逆，一切死刑皆免。」也就是說，只要被統治者冠以「謀逆」之名，金書鐵券就會成為陶犬瓦雞，成為空存無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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