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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 風
近年大學教授的抄襲風，讓本應是文化聖地的大學蒙上污塵。筆者認為，抄襲風的盛行，即是社會整體浮躁的反映，也是教育、文化界「一刀切」式量化管理的惡果。
任版面責編時，曾有位相熟作者屢向我抱怨，說本報有幾位記者常抄他的文章。有的抄思路，有的抄段落，有的乾脆整篇下載。有的抄襲者還是高級採編。我問那位作者：既然權益受到侵犯，你為什麼不投訴？他的回答是：都不容易，古人都不與二毛（頭髮花白者）爭。原來竟是可憐那些為生存所迫的半老記者。
很多報社實行量化考核後，眾採編為追求發稿量夜以繼日苦幹，編輯部成了批量生產線。文章多是「蘿蔔快了不洗泥」，更甭提思想火花了。年輕的還能拼一陣，年齡大的就體力不支，幾年下來紛紛患了失眠、胃疼等職業病。巨大壓力之下，採訪、寫文章的樂趣蕩然無存，目標只剩下一個，生存。
人人想以最低成本獲得最高收益，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抄。他人十幾天、幾個月的思索、採訪、寫作成果，他一指按鍵的工夫就搞定了。老員工抄襲還遮遮掩掩，新人則毫無顧忌，網上逛一下扒下幾個文改頭換面，一天就能「出產」好幾篇稿子。有高產者月收入是他人的幾倍。量化考核中，最不合時宜的就是愛做批評報道的記者。他們鑽下去少則十天半個月，多則幾個月才上來一篇稿子，整天灰頭土臉還擔風險，物質生活勉強達低保水平。既然當採編苦不堪言，所以採編的理想多是脫產，當主任，搞行政，反正不要當記者。
量化考核的出發點，是人必須鞭打才勞動；創造性勞動的規律，恰是愉快才出活兒。
同是「被量化」的群體，大學與媒體自然同興抄襲風。有位知名學府的教授說，現在大學教授的日子很難過，痛苦指數甚至類似文革。發表論文、專著數量、授課時間，一舉一動都會被表格量化。考核的直接結果，就是讓教授面臨吃飯難。即使一個學生認可的資深教師，如果達不到考核指標也隨時有下崗之憂。有大學規定6年不晉陞職稱的，按自動解除合同辦理，而10人中只有2人能晉陞教授。按規定，想評副教授不但要承擔一項省部級社科基金課題，還得5年內發表5篇論文。有的學校，評教授職稱要求一年發表8篇論文。評職稱要各類指標，教師得到項目才能完成指標，而項目的分配權及成果考核權，全在行政領導手中。
相比之下，大學行政人員的飯碗要牢得多，收入也相對高且穩當。有教授說，官本位風氣之下，大學裡已是精英逆淘汰機制。熱愛學問、有獨立人格的教授日子都很難過，善於與領導搞關係、精於學術討巧的人則如魚得水。有位教授說，他所在單位的領導把項目都分給「自己人」，無項目可做的教授，其月收入甚至遠低於城市平均收入。據悉，即使是212工程標牌內的大學，正教授基本工資不過3000元，與保姆工資相當；副教授不過2500元，還不如保姆。
對普通教授來說，將精神產品如此量化之後，做學問就不再是一種快樂的生活方式，而成為痛苦的謀生手段。當務之急，是先讓自己不太難受地活下去，所以想不急功近利都不行。既已把科研當生意做了，自然不會有什麼道德底線。要「多快好省」地「製造」學問，一抄了之最省勁兒。可怕的是，抄襲由權宜之計漸形成風氣，以至那些考核他人的位高權重者也抄起來。他們抄，是因精力全放在謀權上，無心做學問。量化管理對官員來說最大的好處，就是能站在一個制高點上，從精神到肉體都牢牢控制下屬。
中國最早的量化管理，可以追溯到制定右派指標，以及大躍進時虛誇的畝產，幾個數字下白骨成堆。幾十年後，量化管理打著改革旗號在文化、教育界捲土重來，給知識分子套上新的枷鎖。
專家認為，與世界一流大學不同的是，中國大學非教授治校而是官員或官員化的教授治校。為便於控制，考核就重量不重質，重關係不重真才實學，重標籤而輕實踐。不是激勵教授去探索學問、呵護自由精神，而是鞭打出「指標」，馴化成工具。可笑的是，為標榜量化的作用，有單位甚至把創造性也量化成表格數字。
量化十幾年來，大學各項指標大躍進，創造精神卻喪失殆盡。調查顯示，10年來中國博士生數量增長3倍，有的博士生導師帶50個博士，有的連導師面都沒有見過。忙著賺錢的導師像老闆，博士成為打工仔，誰還靜得下心來做學問？資料顯示，1980年，中國科研人員的論文被SCI收錄的500篇，2009年中國的SCI論文已達11萬篇，成為僅位於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高質量的卻極少；中國科技期刊的數量位居世界前列，有影響的卻極少，專家認為50年內中國都不可能產生知名期刊。
讓本應是科研、做學問、寫文章等事，變成了痛苦；讓本來清高的文化人習慣了抄襲，可能是教育界、文化界量化管理的最大「成效」。一位學者說：一個正常的學者，限時限量不一定多出成果，不規定也不一定不出成果。有人說，如果霍金在中國，早被淘汰了，誰容他有工夫「無所事事」地去思索？
量化管理的源頭是官員治校，是對大學的行政干預太多。想進入211工程的大學，要完成一系列上級主管部門下達的硬、軟件指標。在一流大學聚集的美國，教育部不管大學的評估、教學，其職能僅是「設立與教育有關的聯邦資助項目、執行與私人和公民權利有關的聯邦法規」，一句話，就是提供服務。相比之下，美國大學的生存環境很寬鬆。如波士頓大學獲得終身教職的要求，僅要求6年內完成一本由有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學術專著，以及發表2-4篇論文。而對研究生，則沒有發表出版物的要求。有美國教授沒發表過一篇論文，依然終生在大學授課。
只要中國依然是官員治校、大躍進式地造學問，就難培養出有獨創精神的大師。如果從造汽車到做學問都要靠抄襲，民族創造力又從何而來？
人心本知恥辱，抄襲多是被逼無奈；治抄風，先治官本位，還教育、文化界的一個寬鬆的思想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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