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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的倪匡，已視寫作為謀生手段，「社會責任」於他有何「責任」哉！ 作者提供圖片
黃仲鳴
十一月一日，深圳作家來港交流，區區獲邀參加，一看題目：「作家的社會責任」，便怔住了。
這個命題，不止我覺得很沉重，也叫一些作家很沉重。
有人說，作家沒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就寫不出佳作。
又有評者說：文學的最大價值，就是表現在社會道德基礎上的大靈性、大悲憫、大視野、大感悟、大信仰、大苦難、大愛憎。在這樣的前提下，作家要先學會如何做人，不能計較稿費的多寡而去寫作，作家必須關注社會和發展，關注人生和生存，要具有相當的社會道德與社會責任。
假如以這個標準來評價中國現當代一些作家，有哪個是真正的、具有社會責任的作家？我相信，周作人、張愛玲這一類人，便稱不上作家，或者是沒有良心、責任感的作家；周作人是漢奸，張愛玲是附奸。推而廣之，那些鴛鴦蝴蝶派的作家簡直就是文痞、文丐了。
至於香港的一些通俗、流行小說家，也不是「作家」，三蘇便不是，倪匡也不是，甚至以右手大寫通俗作品來娛樂讀者的劉以鬯也不是，他左手寫的娛樂自己的小說，也沒有什麼社會責任感吧？
在「社會責任」這命題下，連賽車手的韓寒，居然也擺起臉孔說，一些八十後作家迷失在上海的「國際化大都市氛圍」中，沉溺在個人的物質感官體驗中，他們把「在上海的某處洋房遇到了某某名人」、「在一場派對上開了一瓶什麼酒」之類的生活當做創作來源，忘記了社會上那麼多買不起房、看不起病的普通人。所以，他要肩負起這個責任，「要把真相告訴大家」，「作家要保持一種獨立的思考」。
我們證諸他的作品，他已是一個有「社會責任」的作家了？
其實恰恰相反，一些從不談「社會責任」的作家，他們的文字每每能震撼、啟悟了不少人。五、六十年代，香港便有不少作家，包括金庸、梁羽生等人，他們之所以奮筆，完全是為了生活，另如我是山人、怡紅生、靈簫生、南宮博等人，可有什麼「社會責任感」了？他們只為稻粱謀而已。正是這些毫不以「社會責任」為己任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固然已娛樂、撫慰了不少大眾的心靈。在今天看來，在社會學、文化學上，更有特殊的貢獻。
案頭有一系列我是山人的粵派技擊小說，當年膾炙人口，風靡一時，可有什麼「社會責任」？更有一部三蘇的《給女兒的信》，簡直就是一部非常「個人化」的作品，「社會責任」云乎哉！
所以我說，作家須具有「社會責任感」，是個望之彌高的命題，也是太沉重的命題。沒有「社會責任」為己任的作家，一樣會寫出偉大的作品。周作人的散文、張愛玲的小說，誰敢說不「偉大」？
但，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關頭，作家的責任感、使命感，卻不可偏廢。然而，那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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