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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周揚
1948年秋，我和兩個弟弟費盡周折，終於在北平和父親再見。父親對我們說了些什麼現已不大記得，但其中的一句是無法忘卻的：「我對不起你們的媽媽！」此後，父親再很少跟我提及母親，彷彿一直在迴避。我們跟蘇靈揚見第一面時，父親指著她說：「這是蘇靈揚，你們可以喊她媽媽，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麼也沒喊，一輩子也沒喊，我喊不出來。
父親與蘇靈揚結婚後，又生了女兒周密和兒子蘇蘇。1946年，蘇靈揚帶著周密與蘇蘇坐馬車往南撤退。因為白天怕遭轟炸，都是夜行軍，馬車在夜裡翻到山溝裡，蘇蘇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
繼母視我是「叛徒」
新中國成立後，蘇靈揚在北京任中學校長，很多人說這個校長不錯，有威信，但我跟蘇靈揚的關係並不好，這也並不是因為父親當年是因為她離開媽媽的——從某種角度，我甚至覺得父親與蘇靈揚的結合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曾經參加過國民黨的青年軍，所以在蘇靈揚眼裡，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認可。我愛人的父親曾經留學日本，是敵偽時候的警官，雖然早就關在監獄裡死了，但是這種出身在蘇靈揚那裡是不被容忍的，父親並不干涉。我後來不顧她反對還是結了婚。那年暑假，我們雙雙來北京看父親，開門的是蘇靈揚，她一看到我就說：「你已經背叛這個家庭了，你還有什麼資格跑到這裡來!」我愛人自尊心大受傷害，扭頭便走，從此再也不回這個家。我在哈爾濱工作，每次到北京來看父親，蘇靈揚都堅決拒絕讓我住進家裡。
與父親隔膜從未消除
其實我與父親的隔膜自始至終都未消除過。因為父親的問題，全家都受牽連，我的大伯周谷宜新中國成立前，受父親牽連坐過國民黨監獄，差點被處死；「文革」中被批鬥關押，死在牢中，連屍骨都下落不明。我的姑媽是個小腳老太太，也被戴上高帽遊街。「文革」後，父親聽到這些，也是淡淡的，沒什麼特別的反應。
我們與蘇靈揚的關係在「文革」期間也曾有過緩和。那時候父親被帶走了好幾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那時候她顯得很親和，拿出一個杯子說：「這是你爸爸用過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紀念吧。」我心裡大有感觸：「文革」那麼糟糕，但還能使我們這個家庭走向和諧。但當父親的生活恢復正常時，我們的關係又再度緊張。
父親去世後，我們都趕到北京醫院，蘇靈揚坐著輪椅，周密陪著她，我們互相之間沒有任何交流。我想，父親在時，我和她有關係，父親走了，我和她，自此毫無關係了。(七之六)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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