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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布雷。 網上圖片
賀越明
想到這個題目，並非「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因為廣州《南方周末》去年12月2日刊出《因德而死，責盡而亡》一文，對陳布雷之死提出新解，很難不讓人再作思考：這位著名人士的自殺，是否能用「責盡而亡」予以概括和解讀？該文作者何懷宏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想必對生與死這類哲學命題有所研究，在文中先舉清末的陳天華烈士為例，申明「但其蹈海赴死與其說是為了革命，不如說是為了道德」；而其文之重心，則在評說陳布雷的仰藥自盡，認為「用他自己所說的『油盡燈枯』似最能概括其自盡的直接起因」，並引證陳自殺前夕的「雜記」，說明他是認識到生命「沒有意義」而做出這一抉擇。
確實，人之呱呱墜地，大致相同，但離世的方式卻多種多樣，即便自盡而死，原因也各各不同，自覺積勞成疾、油盡燈枯，當是其中之一。去年一年，內地有不同地區不同職務的好幾位官員先後自盡，事後當事人所在單位的解釋，大都是「壓力太大」或「不堪重負」。姑且不論其真偽，這類理由與「責盡而亡」何其相似乃爾？可見，一旦剝離了人物的身份以及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責盡而亡」之說可用於張三、李四或王五，不僅失之於簡單和抽象，而且是毫無解析作用的。
從文章看，作者很清楚陳布雷並非一個平頭百姓，而是一位身居要職的政治人物，但在分析其死因時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一點，強調的是其為人子、為人夫的一面。陳布雷於1948年11月12日在南京吞服安眠藥自盡，固然是一種個人行為，但因其身份不同尋常，便成為一個引發關注的政治事件。當其時，他既是總統府國策顧問，又代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因長期為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起草文稿，是公認的「文膽」和「近臣」，所以他如此死法頗使最高層始料不及，想方設法予以掩飾和曲解，而輿論界則有強烈反應，各種報刊議論紛紜，充斥不同的推測和說辭。上海有份報紙刊出陳的遺書時，還配上一首七絕：「能忠明主亦奇賢，讀罷潛然復黯然，今日民間諸般苦，嗟君臨死一無言。」除了國民黨的黨報之外，對於此一事件的評議幾無褒義。其中，以持論中肯、分析深刻而言，香港文匯報11月20日社評《陳布雷之死》可稱個中翹楚。這篇社評根據陳的遺書和「雜記」，歸納出其蓄意自殺的三個原因：
第一，他看到大局已絕望了，所謂「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入夏秋來，病象日增，神經極度衰弱，實已不堪支持」，就是說明大局已到山窮水盡之境，深歎「書生無用」，了此殘身。第二，他看到蔣威望已完全倒了，從一個「民族英雄」變成「國民公敵」，不僅人民反對他，連多年追隨他的死黨也已分崩離析，遺書所謂「今我所聞所見於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傳，以散播關於公之謠言誣衊者，不知凡幾。」根據「主辱臣死」之義，遂以一死以明志。第三，可能是受了蔣的責罵侮辱。蔣氏這一陣的衝動易怒，是可以想像的，罵太太，殺愛犬，一切都是反常的表現。但這樣的喜怒失常，對於「一介書生」的陳布雷，畢竟還是受不了的。在遺書中，就充滿著這種如泣如訴的情緒。
很明顯，陳布雷之死，絕非個人因素起主要作用的「責盡而亡」，而是大勢已去的局面導致沉重的心理壓力，使他看不到任何前途，也確定無法扭轉，不得不選擇走上絕路。這種大廈將傾所帶來的巨大壓力，其同僚也感同身受，莫能例外。次年二月十二日早晨，與蔣介石「義結金蘭」的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於廣州，算是其時絕望之人無獨有偶的佐證。稱如此死去是「責盡而亡」，除了涉嫌美化之外，實在看不出有多少符合情理的成分。
鑒於陳布雷的特殊身份，香港文匯報的社評還有一番鞭闢入裡的剖析：「有人以陳氏之自殺為『屍諫』，其實完全是比擬不倫的。因為『屍諫』是規君之過，而他的自殺，只是為了『此身已非自效危艱之身』，他對於蔣氏近年的所作所為，不僅認為毫無過錯，而且希望『惟公善葆政躬，頤養天和，以保障三民主義的成功』。」因為，「他的心目中，只有一個蔣氏，以蔣氏之喜怒為喜怒，他固然看不見人民，就是所謂黨的利益，對他也無所容心。蔣喜歡什麼，他就說什麼，蔣不喜歡的，他就用一切方法不讓他知道。千百萬人民的宛轉哀啼，求生無路，他決不會有動於衷。而蔣氏要是受到一點刺激，或者地位受到影響，他就徬徨無措，最後且不惜一死以明志。」所以，「他的死，可以說是為蔣氏個人殉節。為國為民，固然談不上，就是對於這個政權，也沒有任何盡『忠』到底的意念。他全部遺書的氣氛，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社評更認為：「像陳布雷這樣的知識分子，可以說是中國數千年封建專制下的一個典型，那就是『臣妾』的典型。」「一切的知識分子，假使到今天還不能覺悟而努力從封建的關係中解放自己，以全心全力貢獻其聰明才智，為人民服務，則道路將越走越狹，最後免不了走上『臣妾』之路，那就無可救藥了！」
這篇社評係時任香港《文匯報》總主筆的徐鑄成所撰，收入1984年武漢大學為其出版的新聞評論集。據徐鑄成在回憶錄記述，他初進報界時將陳作為前輩仰慕，後來有過零星交往，他在上述社評中闡發的見解應屬恰如其分的知人之論，對月旦人物提供了一個極其可貴的範例。
陳布雷以特殊方式辭別人世，距今已逾一個甲子。時過境遷，今非昔比，如他這類政治人物的功過是非，自然可以重新審視和評定，但這必須建立在具體分析的基礎上，而這種分析又不能脫離一定的時空環境。不然的話，只會流於不著邊際的空泛和模糊，可能雖扼要而很膚淺，有新意卻無價值，反讓人生出知人論世的「今不如昔」之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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