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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士比亞書店。 網上圖片
王 璞
稍微懂得一點歐美文學史的人，沒有不知道巴黎的莎士比亞書店的。十九世紀初，這兒一度是巴黎的文化大本營。老闆是美國女子西爾維亞．比奇。她1919年在巴黎創辦了這家純英文書店，目標顧客定為在巴黎的歐美學人，經營模式有點像文化沙龍，顧客在這裡可以買書，也可以借書和交換舊書，還定期舉辦書友聚會，推介文化新人。
不過，令莎士比亞書店譽滿天下的，還是喬伊斯《尤利西斯》這本曠世奇書的出版。1921年，流亡巴黎的愛爾蘭作家喬伊斯寫完《尤利西斯》前十五章，他將這些章節交給紐約一家雜誌連載，不料卻害得這家雜誌以色情的罪名遭到法院起訴並被判有罪。消息傳來，打算出版小說的法國出版商打了退堂鼓。西爾維亞．比奇這時向喬伊斯伸出了援手。她冒著經濟與輿論的雙重風險與喬伊斯簽訂了出版合同。運用自己在文學界的號召力，她在書稿尚末完成前，便將首印一百本精裝本賣了出去，買家中包括龐德、葉芝、普魯斯特、紀德和海明威。他們這些二十世紀炙手可熱的文學大師，當時都是莎士比亞書店的常客。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海明威。二十年代初來到巴黎的海明威，還是個初出茅廬的文學發燒友，是比奇幫他找便宜公寓，也是比奇將他引進巴黎的文化圈子。而莎士比亞書店也成為海明威的圖書館，他在此借書甚至不用像其他顧客那樣交保證金，登個記就可拿書走人。在比奇的安排下，海明威在書店二樓還擁有一張行軍床，可以躺在上面看書休息。這張床至今還放在那裡，我看見了。
那年我去巴黎，第一時間就跑去瞻仰莎士比亞書店。今天的莎士比亞書店坐落於塞納河畔的 Rue de la Bucherie，巴黎聖母院就在對面。走進書店裡，擦肩而過的多半是操英文的英美觀光客。新莎士比亞書店的創始人喬治．惠特曼也是個美國人，一九五一年，老莎士比亞書店被迫於二戰中關門的八年之後，他來到巴黎，在距原址不遠的地方盤下這個店面。那時西爾維亞．比奇還活著，為惠特曼之精神所感，她將莎士比亞書店店名使用權無償贈予惠特曼，並向他提供了原書店的一些珍貴資料和物件。海明威的帆布床，便是那些紀念品之一。
我在那張床上坐了一坐，然後就在堆滿了書的狹窄店堂裡尋找海明威的書。出乎我意料之外，竟然一本也找不著。一問，才被告知，海明威的書只要一擺出來，就被賣光。看來，像我這樣的文學發燒友還大有人在。
這位年輕店員還告訴我們，其實他跟我們一樣也是觀光客，店裡其他的打工者跟他一樣，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學發燒友，他們白天做店員賺取生活費，夜裡就在樓上的陋室打地鋪，寫作。
「看見那位漂亮的小姐沒有？」他指著收銀機旁那位年輕女子道，「她就是老闆，名字也叫西爾維亞．比奇。」
原來，惠特曼為了表示對原老闆的敬意，為自己的幼女取了她的名字。西爾維亞．比奇．惠特曼不僅繼承了書店創始人的名字，也繼承了其傳統，她一如繼往地善待未成名作家，把發現和培養文學人才置於營利之上，將催生偉大作者和偉大思想家視為使命和理想。書店一直堅持每周一晚上在書店旁邊的小公園舉行詩歌朗誦會，周日的午茶時間則在二樓的小屋舉辦文學講座。還開設了一間作家室，免費供作家寫作，條件是你正在寫作的那本書的價值要獲得老闆的認可，並將寫出的部分交她過目。
在法國，莎士比亞書店的經營理念和目標定位為很多書店沿襲。那年，我們受法國寫作協會邀請，在里昂舉辦的中國小說朗讀會的場所，就在位於里昂雷諾河略的一家相似風格的書店。書店店面比莎士比亞書店大一點，被分成了兩個部分，前面部分較大，較為通俗流行的書都擺放在那裡。後面不足二十平方米的一塊地方，設計成吧座形式。中央部分是一個圓形吧檯，四周書架環繞。朗讀會就在這地方舉行。旁邊小小的空間擺了七八張椅子，主持者和朗誦人坐在這幾張椅子上，其他人或席地而坐，或倚吧檯門框而立，聽眾與講者幾乎混雜在一起，大家濟濟一堂，不聽他們發言就辨識不出他們的身份：講者還是聽眾？
就在這樣的一個地方，生平第一次，我對人朗誦自己的小說。而且是對著一群法國人用中文朗誦。我不知道他們之間是否有稍通中文者，或只是因為熱愛中國，才在這個寒冷的冬夜趕來這間小書店聽這些中國人唸他們寫中國的小說，無論如何，他們僅僅為了文學聚集在這裡的事實，在我看來就夠傳奇的了。
讀書會舉行時，書店營業照常。當我們——四名香港作家和三名法國作家——在吧座裡交替地以中文和法文朗讀中國小說時，前面的店堂裡，逛書店的人們仍然進進出出，來來往往；不時有人自動加入到我們中間，椅子不夠，大家便席地而坐，還有人倚著門框或是書架站著，他們臉上那種神氣，使我想起羅曼．羅蘭小說裡文藝沙龍的人物，使我不由得感嘆，光是為了與這樣的人物相逢，也值得來這兒走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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