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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克歡 （著名評論家）圖：Lesley Leslie-Spinks
美國當代炙手可熱的舞台導演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son），有人說他是戲劇天才、神話人物，有人說他是江湖騙子、盲目的游泳者。當被問及他的作品作何解釋時，他說：「事實上，我真的不明白我自己的東西」，「我的作品對我來說是一個玄秘」。在柏林劇團《萊昂瑟與萊娜》（Leonce and Lena）的場刊（2003年）中，羅伯特．威爾遜寫道：「如果事前已經清楚地知道要做甚麼，那麼不做也罷。對某件事過於深信不疑，有時是很危險的。」我想，將威爾遜比作一個舞台的游泳者是合適的，但至少在《三毛錢歌劇》中，他不是盲目的。
在第39屆（2011年）香港藝術節上，由他和安－克里斯汀．羅曼（Ann-Christin Rommen）聯合執導、柏林劇團演出的《三毛錢歌劇》，在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演出四場，劇場裡經久不息的掌聲，不僅僅是出於禮貌的表示，也充分地說明觀眾的認同與激賞。
《三毛錢歌劇》改編自約翰．蓋伊（John Gay）的《乞丐歌劇》，是布萊希特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之一。1928年在柏林船塢劇院首演，此後長演不衰。上世紀70年代前後，後現代主義弒父一代的戲劇家們，一再指責布氏戲劇中的「社會性關照」與「情節主線」的結構模式，然而無法阻止布氏戲劇不斷地被搬上各國舞台。在經歷了銀行高管的群體性詐騙和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觀眾在全劇末尾，聽到出自一個強盜之口的辯詞：「搶劫一個銀行怎能同開辦一個銀行相比？殺害一個人怎能同僱傭一個人相比！」觀眾在感同身受的同時，不能不佩服布萊希特的先見之明與博見精識。今天的戲劇，不一定非承擔啟蒙的重負不可，但像布萊希特關於「強盜本來是公民」一類的人文關懷，仍不失啟蒙與啟悟的意義。
在舞台演出中，全劇構圖明晰，色彩單純，對純然抽象的幾何圖形的偏好，對包浩斯（Bauhaus）式簡潔與功能性的倚重，處處不減威爾遜的個人色彩。由於採用布萊希特的文本，更由於有一位德國導演、兩位戲劇文學顧問，一支出色的小型樂隊和柏林劇團一眾演技精湛的演員的通力合作，演出明顯地帶著表現主義戲劇那種刻意為之的形式美感與審美距離，也不難從表演者的身姿、手勢、表情中窺見卡巴萊（Caburt）歌舞秀的痕跡。奇妙的是，所有這一切，均被威爾遜納入：說書人的敘述、幕前戲、情節主線的戲劇扮演、作為間離層面的歌唱……的嚴整結構之中。
全劇設色大膽，對比鮮明。除珀莉小姐同尖刀麥基在馬廄姑且成婚時身披白色婚紗外，其餘角色的服飾均為灰、黑的冷調西服。主要人物臉部撲粉，近似歌舞伎演員水白粉敷臉的白面，在幽暗的燈光下顯得異常耀眼，與幾成剪影的群體角色構成層次分明的對比。
全劇行將結束，尖刀麥基脖子套著絞索站在行刑架下，扮演丐幫幫主的約根．霍茲（Jurjen Holtz）恢復演員身份，直面觀眾說道：「尊敬的觀眾，我們準備就緒，尖刀麥基就要被絞死……但為了不讓你們以為，我們同意這一規則，我們設想了另一種結局。」此時，從前台左側快步走出一位「信使」，身披一襲極為怪異的、後襬逶迤拖地的紅色長袍，其豔異張致，誇誕而虛妄。隨著警察局長宣佈：「女王在她的加冕典禮之際，命令釋放麥基上尉」，並贈送他一座城堡和一萬鎊終身年金。在一片歡呼聲中，一整幅猩紅、奢華的古典式的絲絨大幕倏然從天而降。布萊希特在關於《〈三毛錢歌劇〉的排練說明》中寫道：「如果騎馬使者不以某種方式出現在舞台上，資產階級文學就會降低為單純描繪社會狀態的水準」，故意作假的、可笑的結尾，一舉兩得，既是對警匪一家的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的批判，也是對矯情造作的資產階級傳統歌劇的嘲諷。
全劇表演最出色的，不是扮演尖刀麥基或珀莉小姐的明星，而是扮演丐幫幫主皮丘姆、年近八旬的老演員約根．霍茲。皮丘姆統治著一個龐大的乞丐王國，將貧窮當做商品出售。他老成閑肆，身段柔軟，在與警察局長布朗鬥法時，語調平緩，不動聲色，其威脅來自輕描淡寫的話語後面利害關係的暗示上。在收取窮乞丐費爾希（喬治．齊萬諾格魯扮演）行乞許可的定金時，皮丘姆／約根．霍茲、費爾希／喬治．齊萬諾格魯一同僵立在舞台左側，前者伸出胳臂，手心向上，後者伸出胳臂，手心向下，音響效果長時間傳出金屬錢幣掉落錢罐時嘩嘩啦啦的撞擊聲，兩人身體不斷抖動……此刻，演員表演完全背棄了現實主義的似真性，兩位人物的特定關係，從具體場景中剝離出來獲得了獨立的意義，成為一種表現性的舞台意象，一種剝削者與被剝削者漫畫化的常規圖式。演員在角色與角色的扮演之間靈動轉換，在規定情境的真實體驗與誇張、變形的肢體形態之間巧妙地滑動，使表演的間離，在強烈的主觀性表現與細緻的內心體驗之間，獲得微妙的平衡。
《三毛錢歌劇》以上一世紀20年代的倫敦為背景，其人物不是盜賊、警察，就是妓女、乞丐。這是一個由金錢主宰一切，現實生活的一切方面——婚姻、友誼、肉體、靈魂——均可標價出售的社會，一個每時每刻都在產生罪惡並把公民變成罪犯的罪惡淵藪。與波特萊爾從虛幻的浮美國度奪路而逃、從病態中擠出美的「惡之花」不同，布萊希特將醜表現為醜、將惡表現為惡，只不過他認為小惡是大惡所致，並以此控訴逼良為娼、誘善作惡的社會。威爾遜將粗鄙表現為粗鄙，只不過他給粗鄙披上一件考究而怪異的外衣，讓人認識到在雅致、光鮮的背後，隱藏著一個更為真實的平庸與粗鄙的世界，使資本罪惡這個陳舊命題，重新攪擾著深陷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當代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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