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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秉安
出版社：中和（香港）
出版時間：2011年1月
定價：港幣98元
「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這是一首客家山歌。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寶安縣（現深圳市），老百姓中廣為傳唱。這首山歌直指當時廣東面臨的最大社會問題——逃港。到1979年，這個問題演變成了惡性的政治事件。
1977年，鄧小平視察廣東，說到逃港問題的時候，他說：「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最後，他總結說：「看來最大的問題是政策問題，政策不對頭，是個關鍵，這也是個全國性問題……不是軍隊管得了的」。
大饑荒推動大逃港；大逃港引發大開放。由此，有人說，正是廣東的逃港問題，直接促成了上層的改革開放決策。陳秉安的《大逃港》，其命意結穴處，即在還原「大逃港」的歷史現場，尋找開放改革的直接動因，探索深圳「啟蒙時代」的深藏秘碼。記不得哪一年，我跟陳秉安聊天時，坦言：釐不清大逃港的歷史真相和理性思考，深圳開放改革歷史就是一筆糊塗賬，到底逃走了多少人？有多少種逃亡形式？引發多少歷史時代思考？
真話是決策的底線和真理的基礎，任何一種文化概莫能外。無真話即無真理；無真相的決策，宛如沙灘上的高樓大廈，無論怎樣的壯觀雄偉，小小風吹草動便會轟然傾倒。如果真話的丁香花凋謝，彌天大謊的罌粟花必然盛開。
中國的開放改革能夠成事，就是從精英到草根，看到了真相，講了真話。《大逃港》揭示了一個非常令人震驚的歷史細節：1961年寶安檔案中，有一個幹部就發出了「打開國門，對港開放」的呼號；1962年的《偷渡者日記》坦露出他內心的煎熬。
這和鄧小平聽聞「養五隻鴨子是資本主義」的驚愕；萬里看到幼兒在鍋中取暖的痛哭；彭德懷看到工人無褲可穿的怒斥；吳南生發出「汕頭猶如國民黨統治」的感慨一樣，說了真話，展露真相，道出了當年中國環境的危如累卵。在那個時代，說這樣的話，或雲開日昇，或前途未卜，或慷慨成仁，需要膽識和大義，需要承擔高風險的代價和付出。
報告文學寫作紛呈異彩。《大逃港》側重文學形式的「社會檔案式」敘事，貫通文學性社會性思考性，尚崇報告、客觀和真實。陳秉安集二十年之動，在「真實」上做足文章，於冷靜中保持質疑，「旁行斜出」，成果斐然。
任何重大歷史事件發生、興起、強盛，並非由某個聖賢豪傑 「奇思異想」結果，而是在諸多社會力量各自利益追求的碰撞中，順應某個國家民族或正面或反面的「歷史願望」和「歷史訴求」，並作歷史選擇。
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深圳河邊「大逃港」，此起彼伏，綿延不斷，逃亡者涉及十幾省市，逃亡人數達百萬之眾。《大逃港》從「大放河口」；從「反瞞產」到「大饑荒」；從東莞寶安民兵排長逃港；從省委書記與大隊支書的辯論，以幾十年歷史之經，以國家明智領導，地方官員，平民百姓為緯，大筆敘寫人們的懷疑、困惑、憤懣、抗爭精神，深情探求為改變貧窮，響往自由幸福的「歷史願望」。
深圳「大逃港」催化了深圳的「大開放」，不是歌詞所唱的，「一個老人在南海邊劃了一個圈」；而是老人們從反面順應「大饑荒」、「大逃港」的 「歷史願望」、「歷史訴求」中，作了正確的歷史決斷和歷史選擇。自然，這也包括了那些「逃港」的參與者，圍堵者，思考者和決策者，在如布羅代爾所述的「全體人民」參與的歷史中得以實證。
如果說，從神主宰的世界到人類掌握自己的命運，在18世紀歐洲發生的啟蒙運動，給現代社會帶來重要貢獻，而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是它的催化劑的話；那麼，從現代迷信的世界到人們掌握自己的命運，在20世紀70年代發生的中國啟蒙思想的革命性轉變，給當代社會帶來重要的貢獻，而1962年後深圳大逃港，無疑是它的催化劑了。《大逃港》多視角別出機杼地為我們探索「深圳啟蒙時代」：無奈而弔詭，錯愕而驚詫，悲喜而交加，啟蒙，成了艱難世時的定海神針。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君特．格拉斯特在反思德國歷史的《剝洋蔥》中說：「回憶可以作弊，可以美化，可以偽裝」。然，陳秉安的《大逃港》是可信的，在我感覺來說。 ■文：黃樹森
（本文作者為廣東省政府參事、廣東省文藝批評家協會名譽主席、著名文藝理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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