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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飛宇獲得2010年度的英仕曼亞洲文學獎。
3月17日，有「亞洲曼布克獎」之稱英仕曼亞洲文學獎（Man Asian Literary Prize）宣佈，中國作家畢飛宇憑著作品《Three Sisters》（原中文版名為《玉米》）成為2010年度該獎得主。這使得畢飛宇成為繼姜戎（《狼圖騰》）和蘇童（《河岸》）之後第三位獲得此殊榮的中國作家。這屆入圍最後五強的，還包括1994年諾貝爾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印度作家Manu Joseph與Tabish Khair，以及日本作家小川洋子。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英仕曼亞洲文學獎提供
英仕曼亞洲文學獎的董事局主席David Parker先生這樣說：「作品對於被困於瑣碎而殘酷的鄉村生活中的女性的理解，令《Three Sisters》可與同名的俄國戲劇（指契訶夫的《三姐妹》）相媲美。」
因此，記者透過電話訪問畢飛宇，談談這部曾掀起「玉米熱」的獲獎小說。
畢飛宇1964年生於江蘇興化，80年代中期開始小說創作，其代表作有《是誰在深夜說話》、《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平原》、《推拿》等，作品還曾被改編成張藝謀執導的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和熱播電視劇《青衣》。
能夠獲獎，畢飛宇直言十分意外，更別提競爭對手中還有「老大哥」大江健三郎。「我作為文學晚輩，按照內地的慣例，就算是照顧一下這個獎也是頒給他，所以能得獎太意外了，不過這也正說明獎項組委會不考慮任何文學外的因素。」
英仕曼亞洲文學獎成立於2007年，剛開始時頒發給未以英語出版過的亞洲小說，從2010年改為頒給當年度首次以英文發表的亞洲小說。《玉米》雖然是畢飛宇10年前的作品，但在去年剛推出英文版，正合乎頒獎規則。有些評論人擔心，評獎規則的轉變會弱化獎項將未翻譯成英文的優秀亞洲作品推介入英語閱讀界的效果，畢飛宇說：「我不覺得規則的改變對亞洲作家尋求翻譯版本有影響。亞洲作家在英文世界的出版機會也不必依賴於一個文學獎來達成。亞洲一直缺乏權威的文學獎，我不敢說英仕曼亞洲文學獎已經是最權威的，畢竟這個獎還很年輕，但是希望它能一直抱持審美眼光、有公心、能得到長期的財力支持，希望若干年後，會成為真正代表亞洲文學的權威獎項。」
滯後與誤讀
《玉米》描述了王家莊的三姐妹玉米、玉秀、玉秧在農村、文革、城市中的不同人生軌跡，以及她們如何在生活資源被男性壟斷的環境中，彼此勾心鬥角，爭奪生存的權力。2001年出版時，《玉米》就曾掀起閱讀與討論熱潮，並先後拿下中國小說學會獎及魯迅文學獎。
對於畢飛宇的長期粉絲來說，《玉米》的再獲獎是一次重溫往日經典的契機，但對西方讀者來說，對畢飛宇的印象難免停留在《青衣》（早於《玉米》推出英文版）和《玉米》，這兩本創作於2002年前的作品上，作者在那以後近10年的創作歷程卻被不經意地掩蓋了。面對這種閱讀的「滯後」，畢飛宇說：「沒有辦法，這就是命運。」
「目前的文學而言，漢語是小語種，世界主流的語言仍然是英語，這對亞洲作家來說是沒有辦法的。」畢飛宇說。去年《玉米》在美國出版，許多大報都有專門的評論，基本的論調與內地差不多，但也存在一些「誤讀」。畢飛宇認為，不同文化與閱讀習慣會導致不同的理解，這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但有某些評論，仍讓他覺得有些「遺憾」。
「比如有美國評論家認為玉秧的部分寫得不好，因為時間與前文拉開太遠，脫節了。這讓我覺得很遺憾，這是我精心設計的。玉米和玉秀的故事發生在1971年，發生在文革暴力政治期間；玉秧的故事必須設計在文革之後，當第一批大學生開始投入工作的時候。玉秧的老師就是文革後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但他對人的控制手段仍然是文革中的那種。只有這樣，玉秧和老師的衝突才更加突出，悲劇感也更重。我想說的是，文革災難的結束並不是領導人的一句話宣佈就結束，它的影響在民間還將殘存很多年。這才是最大的悲劇。就像泰坦尼克(港譯鐵達尼)號，明明看到了冰山，卻還是撞了上去，這才是悲劇。」
極權中的施暴者與受害者
王家莊的三姐妹，是怎樣走入畢飛宇腦中的呢？
台灣九歌出版社出版的繫體中文版《玉米》，後記<等待一個人>中，畢飛宇回憶到，1999年寫完《青衣》後，某個百無聊賴的下午，他聽到電視中臧天朔吼出的一句歌詞：如果你想身體好，就要多吃老玉米。電光火石間，一個年輕的鄉村女子奇跡般地在搖滾樂中來到他的面前，這就是大姐玉米。之後的十五個月，他寫下了如鷹般的玉米、像狐貍般美麗機靈的玉秀，以及如田鼠般平庸的玉秧。三個形象迥異的女子，豐富了讀者一晚又一晚的閱讀時光。
「在我20多歲的時候，我渴望寫出偉大的作品，後來，我覺得這是不健康的想法。作為一個作家，你應該卑微，心和作品中的人一樣卑微，只有和人物同呼吸共命運、感同身受時才能寫出好作品，而不是去追求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去渴望寫出史詩，或者是得獎的作品。」
畢飛宇說，10年前寫《玉米》的時候，他的目標就是塑造人物。「當我20多歲進入文壇的時候，得到認可，因為我的語言好，有思想性、歷史性。但我覺得早期的作品中始終缺少強有力的人物，大家說起莎士比亞就會有哈姆雷特，說起托爾斯泰就有安娜卡列寧娜。我雖然不能和他們相比，但小說人物很重要，所以10年前這麼寫。」
《玉米》中最讓人觸目驚心的，是在瑣碎的鄉村生活中，權力所帶來的巨大誘惑與腐蝕。三姐妹的父親王連方因著自己是村支書，在外面肆無忌憚地搞女人，最終導致了女兒們的悲劇。而女兒們則殫精竭慮地爭奪生存權力，而「終極武器」只有「肉體」。作家郝譽翔在導讀中這樣寫道：「《玉米》中的三姐妹玉米、玉秀與玉秧，無異是中國古代妻妾的現代版本，她們閉鎖在狹窄的臥室/後宮中，彼此無情撕殺，只為了在男人的鼻息下爭奪一點點生存的位置。」
畢飛宇說，《玉米》不是一部關於權力的書，而是關於極權。「權力是文明社會的標誌，極權則相反，意味著為了自己而剝奪別人的權力。書中的父親、玉米的身上都有這種對於極權的渴望。玉米一度是受害者，但對玉秀她又成為了極權的掌握者，她的身上有這兩種矛盾的存在。這正是我一直警惕的東西：如果說沒有一個良好的體制，受害人擁有權力後很可能會變成施暴人。」
騎驢看唱本的敘述節奏
在《玉米》中，還能看到作者對於文字與節奏的精確把握。節奏感極強的文字十分好看，讀起來暢快又乾脆。如果拿打拳來作比喻，畢飛宇好像特意去掉了所有的招式，只是握緊了拳頭掄過來，卻拳拳到肉。
畢飛宇說，《玉米》中的語言風格與這本書的精神氣質密切相關。生活在70年代的王家莊的人，不是受過很好教育的人，書中自然不能有很濃的書卷氣。這也是他第一次嘗試引入大量的口語，符合鄉村語言的特點，「這種風格的語言必然帶來力量感。」他說。
事實上，《玉米》的語言風格與他早一些的作品《青衣》相去甚遠。「《青衣》是文化性的力量，而《玉米》的力量則是直接的。」畢飛宇說：「《青衣》那樣的小說就像是魚，肉長在外面，骨頭包在裡面；《玉米》則像螃蟹，骨頭長在肉的外面—它的政治環境險惡，每個人的生存都很險惡，這不允許它把骨頭包在裡面。」
語言的風格某種程度上會影響作品的敘述速度。在<後記>中，畢飛宇作了有趣的比喻。他說，王蒙和莫言就像是作家中的F1車手，他們的語言風馳電掣、迅雷不及掩耳；王安憶和蘇童則最善於控制速度，讀他們的作品就像是拔河，一點點地被他們拽過去。至於他自己，用的則是「騎驢看唱本」，或者是步行的速度，一心一意讓讀者自己把《玉米》的世界看得清清楚楚。
雖說是「騎驢看唱本」，記者自覺閱讀起來絲毫沒有閒散感，仍覺十分緊湊。「那大概是因為我刪減了很多的緣故，我反覆地讀，直到一個字都刪不動時才停止。在那段時間，我整個人非常寧靜、忘我，生命的節奏就是《玉米》，所以一點點的累贅我都能察覺，然後減去。」畢飛宇說。
善於細緻而入木三分地刻劃女性，畢飛宇總會被拿來與王安憶和蘇童放在一起討論。可巧的是，後兩者在3月底雙雙入圍了2011年曼布克獎（The 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 2011）的決賽名單，實為中國作家的首次。畢飛宇笑著說：「我祝他們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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