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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作家駱以軍出席香港作家聯會主辦的文學座談會。 尉瑋 攝
台灣小說家駱以軍剛出道時曾被評論家唐諾比作「股價高飆時的華碩」，是「最應長期持有的潛力股」。從事寫作多年，他的作品獲得多項重要華文文學獎，亦多次獲選《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年度十大好書，被稱為台灣60年代後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在記者的印象中，駱以軍是率性又謙和的胖老師。第一次見到他是去年，他剛憑《西夏旅館》拿到香港浸會大學頒發的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在浸大的賓館中，他穿著大T-恤做訪問，期間不時犯煙癮，把頭伸到窗外抽煙解饞，說到興奮處手舞足蹈，連喊出幾個「他媽的」。
今年3至5月，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邀請駱以軍擔任2011年之駐校作家。日前，他出席香港作家聯會主辦的文學座談會，仍是率性不改，談現代小說家們所遭遇的創作情境之餘，也爆出自己在香港的趣事醜事，引得在座嘉賓歡笑連場。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說個笑話
駱以軍當晚的講話，仍然聚焦於他這一代創作者所共同面對的處境，由於經驗匱乏所造成的「先天的限制」。他先說起幾年前作家阿城去台北，私下裡講過一個笑話。話說阿城年輕時，遇到同樣長期住在紐約的著名作家木心。阿城問木心，有沒有辦法用三個笑話把紐約的感覺講出來。木心真的講了。其中的一個，是講一個老太太坐地鐵，在站台上不小心把票掉下了鐵道。列車就快要進站，旁邊的人都為她捏一把汗。卻只見這個老太太不慌不忙地從包裡掏出口香糖嚼了起來，再從身上的破毛衣中抽出一條毛線黏著口香糖，然後像釣魚一樣把票給釣了上來。那一刻，站台上的各色人等，就連那些頭髮染得五顏六色的朋克少年，都為她鼓起掌來。阿城聽完說，沒錯，這就是紐約。
駱以軍聽到這故事時禁不住想，自己是否也有辦法在短暫的閒談中，隨便地講出這麼幾個小故事或者笑話？非關幽默，而是這笑話後面的教養和經驗。「我曾經有本書叫《經驗匱乏者筆記》，講的就是我這個年代——1960年代的創作者。像塞萬提斯寫《堂吉訶德》，或是莫言寫《紅高粱》，那是小說最美好的時光。我們出生的年代，如昆德拉所說，小說家可以在曠野上沒有時間的限制、自由揮灑故事的神秘時刻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城市的地平線已經被各式各樣的高樓大廈所切斷。」
城市中的小說家
這些高樓大廈是一種隱喻，不光指那些直插入天際的摩天大樓，而是每個大廈所包含的現代話語體系：醫院、警察局、大學、旅館、百貨商場……它們代表著後期資本主義所有描述世界的方式。駱以軍說，在這個由分類細緻的專家話語所運轉的世界中，小說家很難如同19世紀時，可以用一個全景的位置去看待人類存在的狀況。「我二十幾歲啟蒙時，看到的世界已經像是卡夫卡所看到的世界。就像王安憶所說：城市無傳奇。我們很難再去講一個像張愛玲的《半生緣》那樣的故事，也不大可能再像老舍那樣講老北京，像西西那樣寫香港。」
一個小說家如何進入城市的夢境，如何有能力去調動這個城市的抒情時刻，甚至，如何去講能夠令人會心微笑的笑話？也許還是那句話：經驗和教養。而駱以軍說，他這一代的創作人正處在「經驗的匱乏」中。他談到捷克作家赫拉巴爾的《過於喧囂的孤獨》，裡面的主角是布拉格底層的打包工，把這個城市所有不要的書籍回收到廢紙站。「這些書中可能有孔孟，有黑格爾，有仿冒的畫、山寨版的海報、戲院的票、各式各樣的色情書刊、屠宰場沾滿血污的包裝油紙……這是這城市集體所有生活所有命運交織的細節，而這個人，我覺得就是一個城市中的小說家的身份，他的工作是把這所有的文明集體打包成一個個廢紙塊，是一個很虛無但是很龐大的文明的現代主義式的形象。」
城市無傳奇
說到城市與創作的關係，駱以軍不好意思地說起第一次到香港的爆笑經歷。1997年，他和太太新婚，蜜月旅行時來了香港，臨時決定坐觀光電梯到中銀大廈的頂樓去看維港景色。為了躲過排隊的長龍，他自作聰明地帶著太太混上了中銀的員工電梯，以為同樣可以通向70樓的觀景台，卻不想是闖入了辦公禁區。愕然發現沒有電梯可以下樓後，被困在走火通道中的兩人只能狼狽地徒步跑下60幾層樓，駱以軍更因為過度緊張而想拉肚子，差點在樓梯間「幹壞事」。好不容易衝回一樓，卻被保安人員如同圍堵恐怖分子般重重包圍，不懂廣東話的他連問廁所在哪都無人理會，渺小又無助。澄清誤會後才知道，兩人早就無意中觸動了整棟大樓的保安警鈴而不自知。
「這給我很震撼的印象，讓我想起莫言的《紅高粱》中，人的形象是無比高大的，《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中，人物甚至可以把天地的畫面都動搖。昆德拉說，可是到了20世紀的小說家，所有的主人翁都只能是像卡夫卡《城堡》中的主人翁，那個土地測量員K，你就像被如來佛困住的孫悟空。經驗著這些的我們，要怎麼去說故事呢？」
駱以軍又舉了另外一個例子，那是當時台灣的一則社會新聞。年老的母親許下心願，希望過世後兒子將自己的器官捐給指定的醫院。這間醫院與自己家幾乎是在整個城市的南北兩極。母親過世後，兒子四處打聽，碰巧一時沒能找到運送屍體的方法，他就把母親的遺體放在輪椅上，搭地鐵從最南去到最北。這個消息被報道後，在社會上引起嘩然，甚至有議員倡導立法，禁止用公共交通工具運送人類遺體。「但我當時有種很強烈的感受，如果這個故事發生在一個古典時代，會是個很美的故事。這裡面有很多美德：母親捐贈、遺愛人間，兒子嚴守信諾。那畫面的感覺像是一個孤獨的兒子背著媽媽，從最南到最北，穿過整個城市，是一個古典時刻。可是如同昆德拉說，現代性小說中，古典的最抒情的一刻是一去不回了。後來的小說家因為缺乏經驗和教養，已經沒有能力再這樣講故事了，沒有辦法掌握抒情詩的能力、笑話的能力、會心的能力，經驗、歷史、龐雜記憶的能力。他的故事只能是空的，是一個男人推著母親的屍體搭地鐵，圖景是冰冷的、未來感的。就像當時台灣講宋美齡女士的去世。我想，哇這個如果在古典時刻，是傳奇老皇后的逝去，但在現代性話語中，會是去談國共的關係、談女性政治和女性身體權力交織的關係……禁錮著各種各樣專家話語的高樓大廈已經把我們看到的地平線切割成碎片了。」
《西夏旅館》的刻舟求劍
駱以軍祖籍安徽，1949年時，父親跟著國民黨從南京來到台灣。他從小在小鎮永和長大，直到讀大學時才發現自己童年經驗的古怪。「那裡有非常多的巷弄，很容易迷路，但是沒有清楚的地標。我大學的同學們在台灣不同的地方長大，他們的少年經驗都有一個很清楚的小鎮的地標，比如天后宮、鐵道、碼頭。可是我的成長一直到啟蒙，完全沒有。永和沒有花街，沒有妓女街，只有傳統市場、圖書館、小學和中學。在那裡長大，世界的邊界好像就是走到巷弄的盡頭那把天空擋住的河堤。我對世界空間的進入是這樣的。」
與同輩的作家一樣，駱以軍是讀著卡夫卡、福克納、普魯斯特等的現代性作品長大的。直到他30多歲，才強烈地體會到身體中記憶基因的不足夠，經驗的匱乏讓他的故事永遠被困在永和那個古怪的小鎮上。沒有廟，沒有鐵道，沒有火車站，也沒有戲院。沒有穿州過省會講故事的水手，沒有大江南北的故事，所能去講的好像只有從小到大父輩口中遙遠的駱家，以及49年來台時路途上的艱險。
「這些好像是我故事的素材，卻不是我有能力去調動描述的，所以我後來會去寫《西夏旅館》。西夏國是整個被滅掉的，如果說西夏是時間上的空無，是時間上的夢裡尋夢，是鑄風成形、編沙為繩、以影惑體，那旅館就是一個空間上的海市蜃樓。我努力去想寫我父親這一輩外省人、遷移者的故事，但是在時間和空間上它全都是虛空的。可以說是刻舟求劍吧。」
問駱以軍會不會寫香港，他笑著說：「等我學會廣東話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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