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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港珠澳大橋工程從有人提議到相關省市特別行政區在中央有關部門領導和協調下完成一系列複雜的前期準備而即將動工，一直涉及如何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的爭議。可以預言，港珠澳大橋最終落成投入使用，還將克服「一國兩制」與時俱進中的各種困難。歸根到底，香港需要維持開放的性格，問題在於，需要從過去一個多世紀主要向西方國家開放，調整為在維持既有開放性的同時，堅定而大幅度地向內地開放，最終實現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尤其珠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在2011年5月26日《信報》21版發表《香港須重拾外向城市性格》，開門見山就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究竟香港應該以作為一個城市來自我定位？還是自我定型為一個特別行政區？」
呂大樂教授自己的回答是：「作為一個實體，香港當然既是一個城市而同時亦是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底下，香港的政治地位早已確立。但作為一種推動香港社會發展的視野，則特別行政區這個概念中的好些元素——例如以人造的、行政手段的方法保障內地的法律、政府措施、政治干預、經濟制度等，不會應用到香港之上——則於過去幾年裡愈來愈明顯是落後於形勢。」其結語是：「一個內向的、被動的香港，難有前途。」
我並不贊同呂文的全部論述，但是，對他提出如此尖銳的問題並給予明確的回答，則頗為欣賞。這是一位堅持西方基本價值觀的社會學家，從香港實際出發看待「一國兩制」與時俱進的觀點。當下香港知識界和輿論界所欠缺的正是這樣一種理性思維。
欠缺對「一國兩制」與時俱進的觀點
最近，在一個研討會上，一位我認識多年的香港知名教授稱：至今，願意回歸中國的香港人僅佔香港總人口的約三成。經我仔細詢問，對方澄清，是他所熟識的香港知識界朋友中，大多數沒有「人心回歸」。根據我的經驗，我相信，這些對於香港回歸中國依舊持有疑慮或牴觸者，頗大程度上正是由於缺乏實事求是的理性思維。不是說他（她）們缺乏理性，也不是說他（她）們所擁有的學識不在理性層面，而是說他（她）們對待「一國兩制」的理解和企盼依舊停留在九七前或回歸後最初幾年的狀態，以個人的意願來抗拒或不承認「一國兩制」已在並繼續在與時俱進。
最近，香港社會種種頗具爭議性的事件，都可以找到對「一國兩制」缺乏與時俱進的理性思維的蹤跡。
以港珠澳大橋工程香港段的環保評審所引起的司法覆核為例。反對派打出「維護司法獨立」的幌子，排斥甚至指責對於這一事件所涉及的各方面問題的理性思考，而其要害則是維護他（她）們心目中「明顯落後於形勢」的舊觀念。
冷靜地想一想，誰說了那位66歲老太不可以提請司法覆核？沒有。人們批評的是，公民黨不應該利用司法覆核來追求其狹隘的政治目的。誰說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不可以獨立辦案？沒有。人們質疑的是，司法獨立是否應嚴守司法與立法的分際？
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是關鍵
再以內地孕婦前來香港生產為例。短時間內大量內地孕婦湧入，的確與香港醫療服務的能力不相稱，需要適當控制總人數。然而，主張根本限制，甚至要求修訂《基本法》相關條款以取消內地孕婦在香港分娩的子女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則是反映了內心深處那一種視香港為自我封閉堡壘的情緒。
港珠澳大橋工程從有人提議到相關省市特別行政區在中央有關部門領導和協調下完成一系列複雜的前期準備而即將動工，一直涉及如何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的爭議。可以預言，港珠澳大橋最終落成投入使用，還將克服「一國兩制」與時俱進中的各種困難。內地孕婦前來香港生產得到妥善處理，也需要克服「一國兩制」與時俱進的種種障礙。
呂大樂教授說得好：「面對現實，香港需要接受只是作為一個城市這樣的地位的挑戰。」「只有從最基本的再出發，看看香港這個城市如何可以在新的地區、國家、區域、全球的新環境裡重新定位，才有可能重建一個向外望、發展出新的特色與強項的香港。」
歸根到底，香港需要維持開放的性格，問題在於，需要從過去一個多世紀主要向西方國家開放，調整為在維持既有開放性的同時，堅定而大幅度地向內地開放，最終實現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尤其珠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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