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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春在深圳大學為學生賦詩一首。
5月，深圳的傍晚，與張大春初次見面。一襲黑衫，瀟灑幹練，他自我介紹道：「我是山東人。」濃重的台灣口音撲面而來。山東人的身份，是父輩對家鄉的記憶，也讓他跟腳下的這片土地接通了地氣。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李望賢 深圳報道
一小時後，張大春登上深圳中心書城的講座，講述「城邦裡的民國軼事」。此時，他是小說家，《城邦暴力團》的作者，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創者。憑借這部57萬字的武俠小說，張大春一面向西方作家艾柯、卡爾維諾等人致敬，一面尋找著通往「張氏江湖」的終南捷徑。
叱咤文壇三十多載，張大春的創作跨越各種風格流派，古典小說、武俠小說、文學理論等都輕鬆駕馭，筆調戲謔，雜學招搖；張氏小說，往往歷史和杜撰虛實相生，題材莫辯，沒有套路可循。因此，他也得到台灣「文學頑童」的雅號。
竹林是一個看不見的江湖
江湖在哪裡？它就在人的心裡。以金庸、古龍、梁羽生等為代表的新武俠風靡三、四十載，武俠小說風格也隨著這幾位宗師的封筆或去世而成為一個無法逾越的高山。如今，山還在那裡，卻無人登頂。張大春的《城邦暴力團》，讓我們看到了武俠的另一種可能：江湖不老，已是另一個江湖。
這個江湖，張大春給了一個名字，叫做「竹林」。他說，「竹林是一座看不見的城市。」
就是這個叫做「竹林」的江湖，濃縮了一部中國現代史，三段不同人物的歷史交織盤錯：一是從漕幫老大萬硯方死後，他的朋友們留下七部著作，拼湊起清代民間傳說中的江湖會黨的內部爭鬥史；二是從1937年「老頭子」和「萬老爺子」會面，漕幫八千子弟參加抗戰開始，之後桐油借款、周鴻慶事件、黃金運台，一直到萬硯方流落台灣，因暗中阻止「反攻大陸」計劃而被狙殺的風雨民國史；三是敘事人張大春為追尋歷史線索而搜集材料並逃亡的冒險史。
緣何寫作這麼一部武俠小說？張大春解釋道，大家都以為武俠小說盡在金庸，其實平江不肖生寫《江湖奇俠傳》時，也沒想到武俠小說會有甚麼未來。「後來出了金庸，把他之前的武俠小說一掃而空，『一洗凡馬萬古空』。武俠小說就沒有另外的可能性了嗎？武俠沒有應該的樣子。我想要寫出一部與金庸老先生不同的武俠小說。」
少年時初涉「江湖」
《城邦暴力團》開頭第一句就彰顯了張氏獨有的虛實相生的實驗寫法。他在講座現場講述了一段少年時期初涉「江湖」的經歷，作為給讀者的交代。
和許多外省人一樣，少年張大春住在中華路、西藏路口附近，俗稱「南機場公寓」，這裡經常有幫派分子出現。張大春幻想通過練功夫自保。有一年，他突發奇想，在院子放了一個打拳擊的氣球，每天放學就衝回家練踢腿，甚至後來用墨汁染黑跆拳道腰帶，並在袖口寫上「忍」字，彷彿自己真的成為練家子，震懾敵手。
這一切只是一個弱冠少年狡黠的伎倆，只為掩飾作為「外省二代」心中莫名的恐懼。誰能想到，這樣的舉動卻讓張大春成為一個小男孩心中的偶像，前來拜師。推脫不了，「大頭春」硬著頭皮收徒，亂傳招數，但小男孩後來竟是全台灣國中組銀量級冠軍。這段收徒的回憶就成了《暴力城邦團》的正文第一句：「孫小六從五樓窗口一躍而出，一雙腳掌落在紅磚道上，拳抱兩儀、眼環四象、氣吐三分、腰沉七寸，成了個蹲姿。」
武俠沒有既定的模樣
這部小說的文風和節奏，由此奠定。張大春最終將《城邦暴力團》寫成了一部群體的逃亡史：任何時代任何階層，都可能不斷被追捕、壓迫，渴望脫離控制。陽光下看似溫暖的東西原來是那麼的冰冷無情，理想、夢、美好的道德標準，都是如此。人們要逃離哪裡？不只是逃離黑社會，還要逃離白社會，逃離光明的社會。除了躲避傷害，有人渴望擁有逃離體制、抵抗權力、拒絕媚俗的權利和空間。
對一部文學作品，或許一千個讀者可以有一萬種解讀，作為作者的張大春，也為自己保留不斷變化、詮釋的權利。當讀者將故事的線索人物「張大春」代入為作家本人時，張大春又開始否認自己在書中的角色。
他說，武俠沒有一個應該的樣子。當作品模糊化之後，武俠就更大一些，比如人所重視的價值，比如中國傳統的忠義，還有「信」。後來，這些價值被擴大了，金庸為武俠加入了愛情：在武俠的世界，為了很多小承諾可以殺人、犧牲。「武俠小說內部被伸張的價值已經在不斷擴充，我只是把場景從悠遠荒渺的古代拉到了我的身邊。」
跟學術界開個玩笑
小說就像一個實驗台，張大春嘗試將青春小說、古典小說、武俠小說揉搓嚙合。《城邦暴力團》充斥著各種「獨門秘籍」——詩詞、對聯、字謎、星相、武術、醫道、卦算。竹林猶如張氏的獨家秀場，浸淫二十多載，一朝酣暢。
「唸大學後，我一直以為自己會成為一個以寫小說為職業的人。我甚至以為，讓整個人最有價值的時候就是說一點謊話，哄一下人，在茶餘飯後帶給朋友一些愉快的想像，而他們不能分辨真假，這是最大的價值。也是基於這個我展開了我比較密集的寫作事業。」他的作品也被阿城評為「一打開，撲面而來一股小說腔。」
不要以為張大春只有一門武功。「文學頑童」的左右搏擊之術不遜「老頑童」周伯通。在文學理論領域，張大春考證出孫悟空不是吳承恩虛構出來的人物，而是一個朋友叫孫覺虛，又替孫覺虛捏造了他寫了古文和日記，以及一些不為人所知的文案。由此寫過《猴王案考》。事後，張大春換了一個筆名寫文章糾正了自己的錯漏，並藉機把張大春罵了一遍。之後，他再以張大春的名義寫答辯，指自己抄襲了別人的文章，接著再答辯，開盡學術界的玩笑。用他自己的話說，「就像老布什打了一個小噴嚏，把紙吹散了，然後再把它黏回去的時候，就黏錯了。」
有人質疑他不負歷史責任，他聳聳肩，又恢復了深沉。「我沒有辦法辯解這樣的問題，當小說看起來那麼像小說我就不想寫小說了，當考證正兒八經的時候我就想寫一些。我們一些想像建立在我們熟悉的講話的強調上或者敘事的強調上。換言之我們對真實的認知也許從來都不是因為那個事情是真實的，而是敘述的方式讓我們感覺是真實的。」
如今，張大春轉向古典文學，並致力於推廣中國古典文化。5年前，他更發過宏願：希望能夠有更多的人認識中國的古典詩；希望更多人接近中國的京劇和昆曲；希望有更多的人拿起毛筆來寫字。為甚麼是這三樣東西？他說：「因為我只有在這三樣東西上才看到比較真實的國族地圖，比起我們曾經有過類似想像的革命的名字都更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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