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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淑賢
最近看了采風電影公司舉辦的第四屆華語紀錄片節。因為很遲才知道，只來得及看幾部作品，有馬占冬的《五月一天》、賀照緹的《我愛高跟鞋》、秦瑜明和高攀的《3.1415》、王文明的《黃沙已上白雲間》、曾翠珊的《河上風光》和朱全斌的《聖與罪》。題材由汶川地震、高級皮鞋生產鏈、媒體生態、沙漠化、以至本地的蠔涌村保育問題都有觸及。
紀錄片好看的地方，在於它是真人真事，但不好看，也由於它真實，而「真實」動輒要幾年時間發展。導演如果沒有成竹在胸，拍的時候也不知重點在哪兒，到最後雖然經過剪輯，但出來的東西或會散漫，或捨不得割愛而太長。今次看到的作品，部分都有這些問題。
影展最後一天看的是《聖與罪》，探討台灣作家陳映真，只映一場，十分難得，可惜並不滿座。陳映真在我們讀大學時已經很紅了，他的小說《夜行貨車》更是很多人讀過。導演訪問了很多作家和陳的朋友，其中一個給我的印象最深：他說那個年代，在台灣的跨國企業工作，感覺就像一個大機器的小螺絲，而作為跨國企業的當地管理層，又要反過來用西方的一套，去管治自己的同鄉。這位朋友，當時也是在老美的跨國公司做事，看完《夜行貨車》，受了感悟，乾脆辭工回去台灣創業。
這番話叫我想起很多香港人在跨國企業的境況。在內地新一代冒起之前，有廿多年時間，香港人都是大中華區的業務總管，兼亞太區的管理團隊之一，時常要去看看北京、上海和台北辦事處的情況，或者見當地的大客。香港人去到大中華的其他辦事處，的確往往是不自覺地用了總公司的觀點來看當地同事，心裡會問，為甚麼他們的制度總是亂哄哄？為甚麼他們的呆壞賬特別多？為甚麼他們的英語水平這樣低？為甚麼他們每晚都要磨蹭到八九點才下班？為甚麼他們搞活動總是錯漏百出？這種雙重心態，本身就可以寫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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