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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
十月底看了陳耀成導演的新作《大同：康有為在瑞典》，有很多想法，稍後將在他處以較長篇幅談論，這裡先談一下感受，該電影在十一和十二月仍有放映活動，相信本文的引介對讀者也有一點參考價值。
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兩岸分別紀念、歌頌孫中山先生的共和革命之際，陳耀成以康有為這位晚清改革派重心人物為題材的電影，可說是脫離主流基調之作，但亦正因如此，在千人一面並不得不如此的論調之中，更顯本片的另類或異議特色，而有關改革、革命和一代人追尋理想烏托邦的討論，實在無礙於將本片放在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的共同脈絡去思考；至於對本片「不合時宜」以至「政治不正確」的標籤，反顯得異常狹隘。另一方面，《大同：康有為在瑞典》在香港上映，亦當有香港意義上的討論。
《大同：康有為在瑞典》是一部半紀錄、半戲劇的影片，在電影而言，也有它獨特的形式。在紀錄部分，康有為流亡海外期間，曾買下瑞典一小島居住了數年，影片訪問了江青—這位出身中國內地的演員和舞蹈家，後來輾轉居住在瑞典一小島上，就華人寄居海外及追尋理想烏托邦的思考方面，作出了微妙的對話。在戲劇部分，影片以劇場形式，由三位演員分別飾演康有為、康同璧與梁啟超，亦有生動演繹，雖然其劇場安排未能盡善，但與紀錄部分總能互相配合，避免了紀錄片慣用的單一模式；影片間中穿插的歷史照片和朱石麟的經典電影《清宮秘史》，也反覆映照出紀錄和戲劇兩種模式的表意功能，最後導演正以此表達了他的思想，對歷史、對時代、對藝術，都有特定的回應。至於觀眾，在拋開主流基調的習套之後，亦何妨以更獨立和更個人的角度去思考自己那心中的革命和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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