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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家江青的加入提供了影片另一層空間。
舞蹈家江青的敘述，不是旁白，而是參與。居住於瑞典的她，解析康有為曾經的北歐歲月，更多是跨國對話隔閡的一種嘗試。瑞典，是全世界公認的高福利國家。初到瑞典的康有為，亦被當地的風景與文明所吸引。在湖中的小島上，他能夠靜思對祖國未來的構想。江青固然不是亦步亦趨，但她同樣在瑞典的自然山色中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大同」的意象在瑞典有了現實的共鳴，不再空泛和浮華。馬悅然對《禮記》的詮釋，更加賦予了康有為中國道統的傳承象徵。
因此，康有為對「大同」的追求一刻也沒有停止。他的「大同」，是「返本開新」的典範——將孔子視為中國的改革家，塑造原儒與官儒的分野。殊途同歸的文明理想，讓國學與西學在他那裡找到了和諧共存的機會。即使自己的得意弟子梁啟超轉投孫中山麾下，他亦苦口婆心去解釋自己藍圖的合理性。畢竟，現實與理想是敘述的關係而非空間的關係。瑞典的生活經歷、中國的古典文化，成為「大同」之中的靈魂與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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