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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台班」的演出海報。 網上圖片
任 明
2005年於上海成立的民間戲劇團體「草台班」以每周的聚會討論及身體訓練為中心，針對日益商業化的話劇市場，提出戲劇作為一種「表達方式」而非「表演」的理念，倡導每個人都可以參與的「民眾戲劇」。12月1日晚，在上海可．當代藝術中心，我又一次觀看了由「非職業」戲劇人組成的「草台班」的演出。這一次，是《小社會》第一卷、第二卷的合演。就我去年看過的《小社會第二卷》來說，這次演出在結構上精簡了很多，然而更打動我的卻是他們更早創作、我首次觀看的《小社會第一卷》。
《小社會第一卷》以群像的方式，呈現了殘疾人、乞丐、拾荒者、妓女的生活狀態，表演極為生動感人。身為教師、設計師的范昊如以自己的伯伯為原型，表現了一個殘疾人的寂寞與悲哀，如何被所有人忽略與捨棄；他還同時扮演了一個略有精神殘疾的拾荒者，將拾荒者拾瓶子時的興高采烈與幼時戴紅領巾、高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玩打仗遊戲時的興高采烈相對比，令人觀之惻然。充滿美好夢想的兒童最後變成為口袋裡裝滿廢瓶子而滿足的成人，創作者的理想主義是顯而易見的。
在《小社會》第一卷、第二卷中所滿溢的，正是這種理想主義的傷感：我們的理想主義到哪裡去了，我們如何看待這樣逼仄的現實？只不過，這種對理想主義的追問，在第一卷中，表現為對殘疾人、乞丐、拾荒者、妓女的同情與反躬自省，在第二卷中，則以《共產黨宣言》為背景文本，表現為對理想主義消失的赤裸裸的追問。
這種追問，因為所涉及的歷史事件與歷史、現實太過複雜，令人有徒然悵惘卻無從回答的感覺，因此，《小社會第二卷》的藝術感染力似乎沒有第一卷強。然而，這也許更符合「草台班」打造社會劇場的企圖。
社會劇場不就是讓每個人都參與到劇場中來，通過劇場、戲劇進行思考與反思嗎？《小社會》第一卷、第二卷就讓人參與其中，產生共鳴和反思。在《小社會第一卷》中，當我看到侯晴暉扮演的女乞丐拖著殘疾的雙腿，揚起一個破舊的奶鍋，嘴裡含混不清的叫著路人「阿……姨」的時候，我不禁為無法忍受這樣的悲慘而流淚。
而天知道在風中、在雨中、在上下班的匆匆及逛街購物的暢快中，我多少次忽略了這樣悲慘的存在。我告訴自己他們在演苦肉計。所有有關犯罪團伙操縱乞討生意的說法更堅定了我「無視」的正確：他們是一種不自然的存在，不應該理會他們。
然而，如果我的同情心更豐沛一點，我就會看到這種「不自然的存在」下所隱藏的心酸。如果社會從根源上更公平一點，在保障上更健全一點，甚至在精神與文化上更向上、更能樹立自尊心與自豪感一點，這些「不自然」也許就不必要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是以另一種更加平等、不那麼令人困惑與抗拒的方式，譬如街頭藝人或如西方的流浪漢。此刻，忍受著身體的苦難的乞討者以一種赤裸裸的悲慘呈現在我們面前，這本應該令我們感到羞恥而焦慮，而我們沒有。我們因為無能與無力而自動屏蔽了自己的羞恥與焦慮。這個世界正在變得冷漠嗎？侯晴暉緩慢、沉重的表演呼喚著我的良知，讓我看到一個很清楚的答案：
是的，我們正在變得冷漠。
還有庾凱表演的妓女——她稱自己為「女性工作者」。對於她們，我們只看到「無恥」與利益，而更根本的人性的悲哀，我們已無法感受到。就像，就算同情，我們又有誰會在同情的基礎上與性工作者產生真正的友誼呢？庾凱在舞台上不斷問自己的話，正是一系列「本該如此卻又難以如此」的矛盾對答。妓女也是工作者，我應該可以和她成為朋友，可是我難以和她成為朋友。我應該回家，開個網吧；我難以回家，開個網吧。人性的同情與可悲之處，對我們現實的選擇來說，早已不值一提，就像是暴發戶不值一提的家史。
在第二卷中，「小社會」中的人物離我們漸近，也漸漸面目模糊。充滿夢想的進城打工者、失望於今不如昔的「老革命」、為父親的病而奔波焦灼著的兒子……這些人，因為離我們的生活與內心太近，反而不容易打動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在內心與現實中，我們都既是充滿夢想的「進城打工者」，也是免不了要感歎「今不如昔」的充滿失落的靈魂，更要為生活而奔波勞碌，不時感受到一些體制的荒誕，現實的泡沫。
因為是正在進行時，因為是自己的命運，誰都沒辦法看清，也幾乎不願意看到沒有出路的「寫實」。
那些黑色的泡沫，被瘋子用語言所戳破，是我所不喜的地方。然而，整個《小社會第二卷》恰恰是以語言做指引的。好像創作者已經不耐於溫情脈脈的刻畫與感性，他/她要赤裸裸地表達自己，並且向觀眾發問：你怎麼想？
面對這樣的現實，你怎麼想？如果進行這樣思考與交流的人多起來，在我看來，不啻於國家與民族的幸事。
因為淡漠是半個死亡。一個國家，無法在淡漠中強盛起來。我真心希望像「草台班」這樣的創作與交流多起來，無論是在繁華的都市，還是在枯萎的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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