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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台班」的演出海報。 網上圖片
任 明
2005年於上海成立的民間戲劇團體「草台班」以每周的聚會討論及身體訓練為中心,針對日益商業化的話劇市場,提出戲劇作為一種「表達方式」而非「表演」的理念,倡導每個人都可以參與的「民眾戲劇」。12月1日晚,在上海可.當代藝術中心,我又一次觀看了由「非職業」戲劇人組成的「草台班」的演出。這一次,是《小社會》第一卷、第二卷的合演。就我去年看過的《小社會第二卷》來說,這次演出在結構上精簡了很多,然而更打動我的卻是他們更早創作、我首次觀看的《小社會第一卷》。
《小社會第一卷》以群像的方式,呈現了殘疾人、乞丐、拾荒者、妓女的生活狀態,表演極為生動感人。身為教師、設計師的范昊如以自己的伯伯為原型,表現了一個殘疾人的寂寞與悲哀,如何被所有人忽略與捨棄;他還同時扮演了一個略有精神殘疾的拾荒者,將拾荒者拾瓶子時的興高采烈與幼時戴紅領巾、高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玩打仗遊戲時的興高采烈相對比,令人觀之惻然。充滿美好夢想的兒童最後變成為口袋裡裝滿廢瓶子而滿足的成人,創作者的理想主義是顯而易見的。
在《小社會》第一卷、第二卷中所滿溢的,正是這種理想主義的傷感:我們的理想主義到哪裡去了,我們如何看待這樣逼仄的現實?只不過,這種對理想主義的追問,在第一卷中,表現為對殘疾人、乞丐、拾荒者、妓女的同情與反躬自省,在第二卷中,則以《共產黨宣言》為背景文本,表現為對理想主義消失的赤裸裸的追問。
這種追問,因為所涉及的歷史事件與歷史、現實太過複雜,令人有徒然悵惘卻無從回答的感覺,因此,《小社會第二卷》的藝術感染力似乎沒有第一卷強。然而,這也許更符合「草台班」打造社會劇場的企圖。
社會劇場不就是讓每個人都參與到劇場中來,通過劇場、戲劇進行思考與反思嗎?《小社會》第一卷、第二卷就讓人參與其中,產生共鳴和反思。在《小社會第一卷》中,當我看到侯晴暉扮演的女乞丐拖著殘疾的雙腿,揚起一個破舊的奶鍋,嘴裡含混不清的叫著路人「阿……姨」的時候,我不禁為無法忍受這樣的悲慘而流淚。
而天知道在風中、在雨中、在上下班的匆匆及逛街購物的暢快中,我多少次忽略了這樣悲慘的存在。我告訴自己他們在演苦肉計。所有有關犯罪團伙操縱乞討生意的說法更堅定了我「無視」的正確:他們是一種不自然的存在,不應該理會他們。
然而,如果我的同情心更豐沛一點,我就會看到這種「不自然的存在」下所隱藏的心酸。如果社會從根源上更公平一點,在保障上更健全一點,甚至在精神與文化上更向上、更能樹立自尊心與自豪感一點,這些「不自然」也許就不必要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是以另一種更加平等、不那麼令人困惑與抗拒的方式,譬如街頭藝人或如西方的流浪漢。此刻,忍受著身體的苦難的乞討者以一種赤裸裸的悲慘呈現在我們面前,這本應該令我們感到羞恥而焦慮,而我們沒有。我們因為無能與無力而自動屏蔽了自己的羞恥與焦慮。這個世界正在變得冷漠嗎?侯晴暉緩慢、沉重的表演呼喚著我的良知,讓我看到一個很清楚的答案:
是的,我們正在變得冷漠。
還有庾凱表演的妓女——她稱自己為「女性工作者」。對於她們,我們只看到「無恥」與利益,而更根本的人性的悲哀,我們已無法感受到。就像,就算同情,我們又有誰會在同情的基礎上與性工作者產生真正的友誼呢?庾凱在舞台上不斷問自己的話,正是一系列「本該如此卻又難以如此」的矛盾對答。妓女也是工作者,我應該可以和她成為朋友,可是我難以和她成為朋友。我應該回家,開個網吧;我難以回家,開個網吧。人性的同情與可悲之處,對我們現實的選擇來說,早已不值一提,就像是暴發戶不值一提的家史。
在第二卷中,「小社會」中的人物離我們漸近,也漸漸面目模糊。充滿夢想的進城打工者、失望於今不如昔的「老革命」、為父親的病而奔波焦灼著的兒子……這些人,因為離我們的生活與內心太近,反而不容易打動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在內心與現實中,我們都既是充滿夢想的「進城打工者」,也是免不了要感歎「今不如昔」的充滿失落的靈魂,更要為生活而奔波勞碌,不時感受到一些體制的荒誕,現實的泡沫。
因為是正在進行時,因為是自己的命運,誰都沒辦法看清,也幾乎不願意看到沒有出路的「寫實」。
那些黑色的泡沫,被瘋子用語言所戳破,是我所不喜的地方。然而,整個《小社會第二卷》恰恰是以語言做指引的。好像創作者已經不耐於溫情脈脈的刻畫與感性,他/她要赤裸裸地表達自己,並且向觀眾發問:你怎麼想?
面對這樣的現實,你怎麼想?如果進行這樣思考與交流的人多起來,在我看來,不啻於國家與民族的幸事。
因為淡漠是半個死亡。一個國家,無法在淡漠中強盛起來。我真心希望像「草台班」這樣的創作與交流多起來,無論是在繁華的都市,還是在枯萎的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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