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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佗木雕
台灣的文化推廣活動是本港近年來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環節，這些活動打開了了解寶島的大門，也帶來了對本港文化的思考。
其實早在日據時期，為了延續傳統的漢人文化，以林獻堂為首的知識分子就組織了「台灣文化協會」。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特殊的社會與兩岸局勢，使當時的台灣文人對自我的文化使命開始反思與探索，而「鄉土文學論戰」便是這其中的高潮。
文學究竟是為家國立命，還是關注小人物的生活？余光中與陳映真，這兩位當時處在論戰對立陣營的鼓手，列舉了大量理由，為自己的文學立場尋求支持。從後來的歷史發展來看，贏得這場文學論戰的，既非余、也非陳，而是生活在鄉土中的小市民。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持續效應使知識分子的文化視角更加廣闊，開始關注日常生活的細節，而非遙不可及的夢幻謠籃曲。小市民的身影登上文人的案台；小人物的生活成為描寫的對象；小群體的觀念成為分析的方法；小家庭的生活也成為社會的生活。餘波盪漾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的客家族群，其文化危機意識在鄉土思潮的推動下，終於為客家話的公共地位尋求一個說法。可以說，是「鄉土」一語本身，帶來了邊緣人群對自己社會位置的反思與奮發。
從此以後，台灣文化的躍步式發展都令人驚歎。因為，文化已不再是「精英規劃叫賣、大眾賞臉收貨」的二元互動。每個族群、每個階層、每個人，只要有自己的文化創意，都能夠得到尊重和發揚。大量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參與民間文化活動已成為常態，官方對文化建構的角色轉為行政輔導與支援。但最重要的是，社會成員在一個公共的文化平台中，得到了闡述自我文化理念與對話的機會：例如，苗栗的客家男兒，也會去欣賞閩南的歌仔戲；歌仔戲的編劇，也能夠鍾情眷村的美食；電影導演的目光，能夠察覺百多年前的原住民史詩。經歷了社會大變局的美麗寶島，文化已經是「傾聽——對話」的舞台—真我的自覺，帶來對他者的包容。
這當然是一種成功。但歷史卻無法強人所難式地複製。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與台灣屢次在歷史轉折的文化對撞不同，香港的經驗，未曾出現台灣式的自我體察與價值挖掘。相反，「盎格魯—薩克遜」文明中的lady-gentleman性格，讓幾代人淹沒在賽馬、交際舞與六合彩的玄妙中，自得其樂—精英的過客心態加上平民的自保心理，文化守護的警惕性漸漸消失。最令人憂慮的是「文化」一詞本身所需的思維與心理特質也漸趨模糊。近年來，本港文化藝術事業發展迅速，逐漸擺脫了南來文人口中「文化沙漠」的惡名，但是文化轉型的前景為何，則沒有確定的方向。香港文化特質的培養、文化氛圍的奠定，都還是一個長期的工程。
文化究竟是甚麼？這個題目確實太大。但至少對當前的香港來說，應當是一種全民性的美學鑒賞力；是一種大眾性的思維創造力；是一種普及性的生活思辨力；是一種日常性的價值判斷力。例如，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者，可以不知道一百年前的音樂家、五十年前的作家、三十年前的畫家；但是，應當在人文情懷下，知道自己的一個決定，可能會影響到三十年後的自己、五十年後的兒女、一百年後的孫輩——即長遠世界的規劃能力，這就是文化培養的至高境界。
畢竟，文化不僅僅是多幾個藝術團體、多幾個藝人、多幾個舞台或者影視劇目、多幾個藝術表演場地而已，文化不來自於表演，也不來自於硬件。跳出這個思維的誤區，本港文化的發展，才能夠在「找到自我」的路標中，尋得寬闊的大道。近年來，本港熱衷於談論「本土」一詞，但若無法定義何為「香港」，則空洞的本土化口號，只會淪為膚淺的聲光；香港的多元，也只是街市的嘈雜與喧囂。 ■文、攝：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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