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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輝
我與何巽權相識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在一個早已消失的地方—橫頭磡邨，那是一個徙置區（公共屋邨），位於「獅子山下」，由二十六座七層高的「徙置大廈」組成，大約於六十年代初落成；這些「徙置大廈」的天台大多加建成學校，何巽權當時租用了一所學校，開辦一間不牟利的「成人夜校」，並且擔任校長，我有幸由一位李姓的中文老師（何巽權的校友）引薦，得以參加其事，在那所「成人夜校」執教了兩年。
話說上世紀七十年代，真是一個教人懷念的樸素而艱辛年代，當時何巽權還是浸會書院（尚未升格為大學）中文系學生，我還是一個中五學生，「成人夜校」還有三、四位教師，都是大學生或高中生，白天上課，晚上教書，我們都認同及支持何巽權的教育理念—那些白天辛勞工作的成人學生大多是工人，在自己的崗位上竭盡所能，為社會發展作出本身的貢獻，我們這些大學生和高中生有幸在那個艱困的年代接受正規教育，也該以微薄的力量回餽社會，讓工人也能在暇餘接受基本教育。
那所「成人夜校」大約辦了四、五年吧，開辦小四至小六等三個班級，每班只有十多二十名學生，只靠每名學生付出十元八塊的學費維持辦學經費，每月除去租金電費等基本開支，每位教師只分得十多元的車馬費—沒事，那是一個清貧而講求理想的年代，那只是無數「獅子山下」的故事微不足道的其中一章，然而，在我這個過來人看來，卻是何巽權撰寫《今日香港》這本書最為沛然的動力。
在「成人夜校」事過境遷的四十年後，何巽權從堅守了大半生的教育崗位退下來了，卻依然精力充沛，永不言倦，奮力完成《今日香港》這本書。在我看來，這本書所說的正是一個廣義的「香港故事」，而這個城市不斷創造奇蹟，動力正好源於一份孜孜不倦的求變、求新、求好的精神，亦即我們所說的「香港精神」，這份精神大概可以用唐朝詩人王維的兩句詩來高度概括：「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嚴格來說，橫頭磡邨並沒有消失，正如「獅子山下」的「香港故事」永遠不會消失，也許，這個城市發展節奏太急速了，消失了的只是充滿寓意的某些場景（比如七層徙置大廈的天台夜校），某些艱辛歲月的記憶（例如何巽權和他的同代人孜孜不倦的求變、求新、求好的精神）。
何巽權在《今日香港》的「前言」開宗明義，說明了撰寫此書的背景與動機：「坊間編寫的新高中通識教育科中『今日香港』部分，內容全仿照香港中學文憑試通識教育科試題的形式擬題。在考試主導下，這本是無可厚非的，只是它給我的印象非常負面，像回答語文科的閱讀理解般，欠缺系統性，以致未能真真正正地讓同學認識香港的過去和現在外，更難令同學對香港的未來作出相應的想像，恐怕還會把同學研讀香港歷史的興趣消失於無形……」他希望同學讀了這本書後，「不但能認識香港，更會愛上香港，自然更會主動尋找更多有關香港的信息，達到寓興趣於學習，不必再硬啃那些東拼西湊的資料了」。
或者可以說，這樣的想法，其實也是化消極為積極，也是出於一份孜孜不倦的求變、求新、求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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