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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導演單佐龍
作為中國最早、也很可能是唯一的體制內為民間紀錄片提供資金支持的機構負責人，上海紀實頻道副總監干超對記者說，「中國的紀錄片還沒找到規律。而找到規律，才能形成標準；有了標準，便是形成產業的起點。」
什麼是規律，說起來並不複雜。干超與他的團隊一直研究國外優秀紀錄片的成功模式，他將Discovery拍攝的一部關於「滑雪遇險」的系列紀錄片每集每1分鐘的結構都記錄下來，發現每1分鐘都是一樣的。「這就像一個荷里活（好萊塢）的敘事模式，在一個40分鐘的紀錄片劇集裡，第一個點在幾分鐘，第二個點在哪裡，採訪保持在幾秒之內，到最後一個受挫的人如何成功，觀眾得到了怎麼樣的心理寬慰。這就是我們的導演需要去學習的一種敘事模式。」
干超：很多外片粗糙
顯然，對本體模式的探索是一個專業的、市場化的紀錄片頻道需要做的。但獨立製片人可能並不這麼想。干超認為，中國很多獨立製片人的作品確實無法適應電視台的播出需求，除了因為很多獨立製片人的作品較為粗糙外，還有受一種「作者至高無上」觀念的束縛。
作為一個幸運的獨立製片人，單佐龍某種程度上認同這個觀點，「中國的獨立紀錄片太獨立，太把它當成個人藝術」。但對於紀錄片本體要不要有一個模式，他卻很為難。「我不想紀錄片變得太過模式化，產業化也有產業化的壞處。」
單佐龍：好片在民間
單佐龍的作品《借我一生》、《虹橋弄》因獲上海電視節MIDA導演計劃優勝提案獎而得到紀實頻道的資金支持。這兩部作品後來入圍維也納國際電影節、羅馬亞洲電影節以及台灣華語電影論壇等國內外影展，並作為荷蘭Movies That Matter電影節閉幕電影。他手頭正在拍攝的紀錄片項目《陌上桑》，入選柏林國際電影節天才訓練營紀錄片工作站（Doc Station）與歐洲紀錄片聯盟發起的CB國際紀錄片跨界工作坊。
對於紀錄片本體是否應該模式化，他這樣說：「電視台系統的紀錄片確實非常模式化，這是商業的選擇。所以我認為真正的、有想法的紀錄片應該在民間。但我不喜歡中國紀錄片去選擇那些西方喜歡的題材，我認為題材不重要，重要的是方法，任何故事都可以被講述。我不得不承認，中國很多片子在西方獲獎是看在題材的份上的，我認為現在中國的紀錄片導演們仍應該把重點放在本體上，做好攝影、剪輯、錄音等等。」這個說法與《海洋》的導演雅克貝漢在廣州紀錄片節上的演講如出一轍。
在探究紀錄片本體的問題上，有這麼兩個結論。獨立導演認為，體制內的紀錄片要擺脫「宏大敘事」；反之，體制內的紀錄片人認為，獨立導演要擺脫「個人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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