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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康民
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前，為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立了一座銅像，紀念這位為發掘南京大屠殺史料而竭盡心力以至獻出生命的女作家。
我知道張純如的名字，也知道她寫過這本記錄大屠殺的報告文學。但直到這一次參觀紀念館，才在該館的小賣部買到此書，並一口氣從歸來的飛機上直到回家把它讀完。
她的母親張盈盈為女兒的遺著中文版作序。她回憶說，純如在耶魯大學查閱資料時，看到記述南京大屠殺的《魏特琳女士的日記》，感動得淚流不已，並立即把感想打電話告訴母親，電話中說得十分激動。張盈盈說：「至今我仍清楚地記得她那顫抖的聲音。」她還在寫作的過程中，時常在半夜給母親打電話，傾訴她為千萬南京受害者感到痛苦而無法入眠。
由此可見，張純如是一位具正義感而感情豐富的女子。她在寫作中幾乎是進入了南京大屠殺現場中的一位角色，久久不能自拔。終於由此獻出了年輕的寶貴的性命。這不僅是南京大屠殺的血的記錄，也是張純如個人的血的記錄。
我在三個半鐘頭的參觀中也是感同身受。我沒有親身目睹到日本侵略軍的暴行，但我的青少年時代經歷過抗日戰爭。在一九四四年因日軍的逼近而逃過難，在粵北山區中饑餐露宿。但比起南京軍民的悲慘命運來說，那是微不足道了。我仇恨日本軍國主義者。
在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我們回到廣州石牌中山大學的原址復學。那時的校舍還容納了不少日本戰俘。不少大學生因為自己或家人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傷害，見到日本戰俘時都對他們拳打腳踢，但我卻沒有這樣做。看到戰俘們為我們掃地清潔校園時的可憐相，倒覺得不該冤冤相報。但如果那時我剛看過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也許會對他們踢上幾腳。
感謝張純如女士為大屠殺獻上這本有價值的書，也使西方世界了解日本侵略軍的暴行和中國的抗日戰爭。的確，我們應該「不忘歷史，以史為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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