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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朗天
約2006年以降，我們經常聽到一種關於「香港電影已死」，香港電影「已完成歷史使命」之類的說法，而論者羅列支持立論的說法，自然是港產片減產，台前幕後青黃不接，合拍片當道，香港電影人要適應內地市場和審查制度，不得不放棄本身特色等等。
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現象，打落水狗實在太易了。把表面、直接看到的情況鋪述一次，順勢作出悲觀或消極的結論，當你覺得有點不對勁，表示異議的時候，便說現實不隨主觀意志轉移，論者不應感情用事，香港電影沒有了也無所謂可惜不可惜。
好像客觀、中立、理性，實則只是無感、冷酷及缺乏宏觀角度和洞見。
香港電影以至香港文化的特色，有目共睹，經數十年而發展出種種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元素，我們甚至可以歸之於某種主體性。可是，便是有太多人不喜歡確立香港也有主體，甚至害怕提出香港的主體性，因而不斷以融合、歸化，「香港性之終結」來掩蓋本土意識的雄飛。
為甚麼呢？難道因為主體意味獨立，意味自主，引伸為可能不聽話，有自己意志便不利管治？
這種擔憂當然是多餘的。任何有自信和能力的父母都不會害怕兒女反叛自己，自我成長固然需要反叛，更重要的，是有效管治其實更需要被統治者自主發展以配合。
何況，香港電影以至香港文化的主體性，說到底是一種無固定主體的主體性。以往所謂雜種文化、東西文化之結合各色提法，都指向一個開放多元的架構，而這兩年香港電影人在內地的轉進，於合拍片成功注入港味（兩集《竊聽風雲》、《春嬌與志明》和《桃姐》是上佳例子），正好表示自然融合本便包含在那開放的主體結構之中，不用否定主體亦可解釋香港電影和在文化回歸以後的發展。
與其說死亡了又再重生，不如說進入另一個階段，中間有免不了的過渡與陣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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