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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國際派鬼才」之稱的金文學，在今年內出版的個人論著將達到77本。作為長期以中、日、韓三種文字書寫及演講，並致力於從事東亞三國文化比較的學者，他的觀察和分析被評論為最客觀和獨到。他認為，由於中、日、韓都擁有漢字文化，反而容易讓一般人忽略相互之間的巨大區別和異質性，從而在實際交流接觸中，招惹不少誤解和麻煩。
「認識他者，也是反照自己的最有效的方法。」金文學的繁體字文化評論集《東亞三國志》及《中日韓國民性格》在香港出版，他本人也於本月中在香港三聯書店舉辦講座。記者在會後和他聊天，才發現他至今仍堅持用筆書寫，「村上春樹也是，我們都是稀有動物。」他笑著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記者：您的名字是真名？
金：是真名，也有很多人問我。我弟弟叫金明學，明學和文學加起來是文明嘛。
記者：您從事中日韓比較多年，您的研究焦點有無轉變？或許您的觀察比較抽象，您個人的興趣點在哪裡？
金：我的比較主要是來自我的生活體驗，不僅是抽象的理論。因為文化比較本身抽象，別人不好接受。所以我就用自己的眼光去看，這三個國家我每年都走動，演講、講課比較多。我一直做的是中、日、韓東亞三個國家的比較，最近我開始對香港和台灣感興趣，打算進行這5個地區的文化比較。畢竟香港和台灣的社會不能忽視，我也想能不能補充一些中、日、韓所沒有的特點。
記者：從事文化比較較為多見的是一對一，您這樣對多個地區和國家比較，這種研究角度同您的背景有關麼？
金：對，和我自己的體驗有關係。我是在中國東北瀋陽出身，在遼寧教育大學做了6年的講師以後，1991年到了日本。我小學的時候，我的祖母所描述的日本人，和當時內地電影裡面展示的日本軍隊形象不一樣。我的祖母帶著我的父母親從韓國到的瀋陽，他們經歷過日本殖民地時代。我祖母說，日本人也有好的，素質挺高的，我當時覺得很震驚。後來1972年中日建交以後，我有一個親戚到日本訪問，回來給我帶糖塊什麼的，我記得包裝特別精美，我就想這個國家是不是比較發達，那時我是小學生。後來看到我叔叔在學日文，就很感興趣，也希望有機會到日本學習。
記者：當時您對韓國的印象是怎樣的？
金：我們那個時候，在70年代中國和朝鮮的關係很好，和韓國很隔絕。所以我的祖母和我媽媽在家裡偷聽韓國電台，通過電台才可以了解到韓國的事情。我自己對韓國的感覺比較弱，因為信息太少。
記者：您是怎樣開始東亞文化比較之路的？
金：我是很喜歡文學的，本來應該上中文系，但後來選擇了東北師大的日文系，因為將來我想搞中日韓比較。這個想法在我上高中進大學之前就有了。那個時候還沒有文化比較的概念，但日本文化那時進來的特別多，包括電影、小說，我就想為什麼他們這麼發達？
東北師大有日本來的專家教我們語言和文化，而且大學圖書館裡有直接從日本過來的書籍，國內都還沒有翻譯。我通過那些書，讀到了很多西方哲學著作，好像尼采、康德，更激起我想去日本留學。
記者：您當時對日本的著迷，會不會也受到來自周圍環境的壓力？
金：有是有，不過我可能比較獨特一些，覺得人有好的和不好的，特別是日本戰敗後如此快的發達起來，我很想研究一下，找到原因，以及和中國人思維、文化不一樣的地方。
記者：您之後去了日本留學還拿了博士，現在也在那裡定居。您在日本看到他們對中國的了解是怎樣的？
金：日本人對中國的了解有兩種傾向。一種是，日本人很喜歡中國的古典文獻，比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論語》。他們中學就專門開漢文課，主要學習中國的古典作品，他們還會產生一種嚮往和崇敬感。另一種就是，一旦他們有了對古典的高度欣賞，但當真到了中國一看，內地的人比較散漫，不守紀律的現象，他們會產生一種和欣賞相反的輕蔑感。
東亞知性共同體
記者：您在講座中曾提到，日本在人文、社科領域的貢獻，由於存在翻譯的問題，一直被中國國內所忽略，能具體談一談麼？
金：日本有一個學者叫梅棹忠夫，他曾寫過一本書叫《文明的生態史觀》，從生態的角度考察人類的文明史。比如說，我們以前考察歷史的時候主要以階級鬥爭史和馬克思的進步史為基礎，他超越了這個。他考察的是環境，環境怎樣影響人類，促進人類的發展。日本這個有關文明的史觀出了一系列的書，作者都不同。還有一位很出名的人類學家叫川勝平太，前兩年去世了。他寫了一本叫《文明的海洋史觀》，他曾提出近代亞洲是從海洋誕生的。這些觀念都很新穎，但有的翻譯到國內好像不太受重視。說明中國對西方學者的著作比較關注，但輕視了日本，其實日本的人文、自然科學已經很發達，你看他們曾出了12個諾貝爾獎得主。
記者：您最近關注的話題是什麼？
金：我最近有本用日語寫的120萬字的著作要發表，也是屬於這個文明系列裡的。我寫的是《文明的森林史觀》，通過森林和人的關係解釋文明史怎麼發展起來的。你看，日本的森林覆蓋率有75%左右，這在東亞國家裡是很少見的，中國只有20%，韓國是40%左右。而日本人對自然態度不是征服的觀念，中國是改造自然的傾向比較強。中國文化裡面，北方是受游牧民族影響，很多朝代的首都也都在北方。游牧民族本身的鬥爭性也很強，與人鬥與自然鬥。所以這裡面，森林對文明也許真的能提供一種啟示。
記者：您還提出過要建立「東亞知性共和體」，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金：我是三年前開始提的。21世紀中、日、韓的經濟水平越來越接近，在經濟上互相合作的可能性比較大，像歐盟就是針對美國建立起來的，但三國在政治層面上很難搞，因為體制上的差異太大。文化則很重要和自由，由於文化的差異和思維方式的不同，會產生對彼此的不理解，阻礙了共同價值的形成。所以首先要學習和承認差異。
記者：請您分別說出中、日、韓三國您最喜歡的學者或文學家。
金：中國的是魯迅、胡適、錢鐘書，現代的有王小波、莫言，日本有夏目漱石、司馬遼太郎，還有近代的思想家福澤諭吉，韓國的有詩人金素云，還有李箱，前幾年剛去世。還有李御寧、李文烈。
金文學，比較文化學者、作家、文明批評家，是當今研究中日韓比較文化學的知名學者。1962年生於瀋陽市。1985年畢業於東北師大外文系日本文學專業。1991年以亞洲第一名的成績獲日本「新島獎學金」，赴日本著名私立大學同志社大學留學。2001年博士後期課程畢業後，任教於日本廣島文化學園大學社會情報學部、福山大學人間文化學系，並任日本放送大學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裸戀》、《瞧，這三國人》、《東亞三國志》、《新醜陋的日本人》、《中日韓國民性格》等71種。最近正在執筆《近代新發現：100年前的中日韓》。講者以中日韓三種語言寫作和演講，曾獲獎多項，被譽為「國際派鬼才」。其作品以獨到的視野，通俗、辛辣、幽默、精煉的文風風靡東亞及歐美，銷量已超過250萬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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