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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導演？還是無厘頭的情感導師？似乎每一種身份，都是彭浩翔，卻也不盡然。
他說他不會將自己界定為作家或導演，因為他是創作人——無論透過寫散文、小說還是拍電影的形式，甚至是去做製片人、主持人或攝影，無論在哪種媒介中創作，都是創作。彭浩翔墨鏡後真誠的眼睛會認真地望著你，說：「出書時被別人認為這個導演因為覺得自己紅，所以要出本書。」
「我是真心地去做每一個媒介。」
或許因為興趣和才華都涉獵廣泛，才有這樣多的創作面貌。對於彭浩翔來說，電影是不必妥協的，文字是不受限制的，而情感則是足夠含蓄的。在他大膽的拍攝風格之外，他怕醜、怕生，卻永不畏懼香港電影失去本土性。
因為香港還有像他這樣勇敢的人，敢愛敢瘋狂，更敢承載觀眾的愛與期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莫雪芝
有些導演對文字很抗拒，但彭浩翔顯然不是。所有劇本都是自己寫的，且樂在其中。寫作那種可以百分之百掌控的感覺令他著迷，而電影始終牽涉太多不同的部門，受太多因素影響，譬如演員表演、團隊合作，甚至是天氣。他笑道：「忽然間下雨，拍攝進度都要改嘛。」但寫作相對受外界因素的影響小，純粹是個人與文字間的一場磨合。
大多數將興趣變為職業的人都面臨時間的考驗——厭倦，比任何情緒都更有殺傷力。但橫跨多個創作媒介的彭浩翔，恰恰不太有這方面的困擾。當對其中某一種創作厭倦時，他就轉去做別的。寫劇本遇到瓶頸，就寫小說，小說寫得無聊，就在情感專欄裡回答一下讀者那些稀奇古怪的問題。轉一個圈再回去寫劇本，瓶頸已不存在。
不可否認的是，彭浩翔在業界是幸運的。從2001年在香港電影低潮期入行做導演，這十年來基本上每年都有新片拍。這兩年更因《志明與春嬌》系列同時征服了香港和內地兩地觀眾。他說：「我不否定自己的努力，但我承認自己是個幸運的人，因為我見過比我更努力更有才華更聰明的人，最後並沒成功。」
努力不一定成功，但從來沒有一個成功的人是不努力的，機會不是整日降臨，但降到頭上時，彭浩翔見過太多人因沒準備好自己而白白浪費了機會。所以在一開始完全沒機會時，紮實積累是迎接幸運的前提。
彭浩翔是編劇出身，早年剛出道時習慣很用力地在對白中交代很多東西，是典型的編劇式導演。但十年過去，他認為自己已被磨礪得更成熟，當然，有人認為是他的劇本變了。仁者見仁，但他個人就認為是一種昇華。
「我開始能很放鬆地去講一個故事，而不是很用力。就等於一開始學樂器，要一下一下去按，按得很準，但是當你覺得這個動作已變成你生活的一部分時，就可以順手按下去。」他以前討厭別人不用劇本拍戲，但拍最新的那部《低俗喜劇》時，劇本就是自己邊拍邊寫邊完成的。許多規矩的存在，便是為了被人打破，「當然前提是你很熟悉那些規矩。」
愛，就當面講出來
「感情」在彭浩翔電影中的呈現方式是明刀明槍、毫不遮掩、坦誠相見的。正是這種拒絕矯揉造作的風格，讓許多觀眾感同身受。而彭浩翔個人認為，或許這個時代中的人們，不太願意當面示愛。
「因為科技太發達，現在講一句我喜歡你，大家都習慣用短訊，但以前沒有短訊時，怎麼都要打個電話過去聽到對方的聲音再說出口。」追求很多時候已變成用手機發一個表情或一些文字，彭浩翔認為，大家其實某程度上都害怕失敗。
他說：「我自己不喜歡這樣，我覺得如果喜歡一個人，應該當面講出來，我討厭分手或者示愛都通過電話和短訊的方式。」
之前寫戀愛專欄為各種讀者答疑解惑時，他發現很多年輕人不能接受戀人和自己的想法不一樣。「他們無法承受被人拒絕。可我從小到大被拒絕慣了，拒絕本身不是甚麼大的打擊。」如今，太多獨生子女不習慣這個世界不跟著他們轉，又從小到大沒有和兄弟姊妹爭執吵架的經歷，所以面對打擊的能力太弱。
《志明與春嬌》是彭浩翔將香港味道與港式愛情完美結合的里程碑作品，很多人都知道故事的原型就是他和他的太太。彭浩翔對此並不否認：「一定程度上是的。其實我是那種很怕承諾、很怕別人改變我的人，我很怕別人給我壓力，兩個人相處最好就是我不會嘗試改變你任何事，但你也不要嘗試改變我任何事。」
千萬不可以只喜歡對方的一部分不喜歡另一部分，又嘗試在相處之後去改變那一部分，彭浩翔說，那太不實在。「就算我勉強改變，也只不過是遷就你，遷就到某個程度我就會打回原型。」
這樣懼怕壓力，為何會選擇婚姻？
「可能人到了某個階段就想結婚吧。每個人在不同階段，就會有不同的想法。」就像他拍愛情片，並未刻意去想如何突破，只是順應自己每個階段的不同想法去拍。「我不會去想怎麼突破上一部戲，每一次都是個新的嘗試。有的人會將你的新嘗試稱為你變了，你沒以前那麼尖銳了，但其實沒有進和退，只不過是不同方向的探索。」
人生這麼短暫，一個人一輩子都拍不了一百部電影，既然每部電影從籌備到完成都要花上一年之久，彭浩翔便想，那何必要重複自己？「我不需要製作一部完全一樣的戲。」所以《志明與春嬌》和《春嬌與志明》的故事風格、情感線索，甚至是放映市場都截然不同。
「如果我重複自己，一樣有人會不滿意。」人生到頭來，就是發現無論向哪個方向走，都不能讓所有人認同，既然如此，「自己做得開心，又能達到自己的標準就好。」
北上，仍繼續瘋狂
其實一部好的電影，應該在每個地區都取得成功。彭浩翔堅信，如果一部電影一定要在某個地區才能成功，那麼先天便有缺憾。
故而，他北上，但仍然十分「香港」。
他認為，許多時候潮流文化無論電影還是小說都一窩蜂扎在幾種大類型中，那幾種大類型當然確保可以賺錢，但與此同時，反而沒人去嘗試做一些比較新穎的東西。「其實新的嘗試不一定不賺錢，只是大家沒了實驗精神，都希望最好有人證實過一條路行得通之後再跟著走。」彭浩翔覺得，百花齊放反而恰恰要做更多實驗，然後找出一些新的方向。
「我們拍電影不該只是想著在香港還是北京放映，最主要是思考整個華人地區究竟需要甚麼電影。」因而他選擇留在北京生活。「我覺得這樣可以同時平衡到雙方面，因為香港市場和西方市場要甚麼我很清楚，反而想和內地觀眾交流。」
北京是有故事的城市，每天每時，太多事情在北京發生，很多有趣的人留在那裡，彭浩翔認為在北京可以和許多人撞擊出火花，去進行新的嘗試。文化差異？「一定有，不說香港和北京，南方和北方都有，但是如果要做大中華市場都喜愛的電影，就需要克服文化差異。」他很成功，《春嬌與志明》成為一個兩地觀眾都接受並喜歡的合拍片。合拍片常會被人詬病既不討好香港觀眾又不討好內地觀眾，但《春嬌與志明》在內地有七千多萬票房，在香港更是下半年來華語片票房的冠軍。
彭浩翔做出一種極好的證明——「北上」不代表失卻香港的本土性。香港觀眾並未因為故事背景放在內地而離棄它，或是覺得它不好看。
作為電影這種商業行為中的創作者，在意票房嗎？
當然。
彭浩翔說：「我覺得北上賺錢這件事本身沒甚麼，因為每個人做創作也都是在工作，你打份工試下不出糧給你？」工作需要賺錢，但不只是為了賺錢。「賺錢的同時，要交出和你收入對等的工作成果，不能因為錢而放棄自己。」在他眼中，一個導演的名聲比甚麼都重要。「你當然可以用你過去的名聲騙觀眾入場看一次票房很高但很爛的戲，你認為沒事，但其實你在觀眾心目中已被扣分，下一次觀眾不會再買賬。」
面對批評之音又如何自處？
彭浩翔年輕時面對批評會生氣，現在則雲淡風輕無所謂。「我馬上四十歲了，我過了那個在意外界聲音的階段了，對我來講，別說批評，讚揚都不重要，因為一個人最重要的就是做到寵辱不驚。」
別被外在干擾了屬於自身的創作，因為創作歸根到底還是挑戰自己，這是一件只需要對自己負責任的事。「很多時候我選擇不再看關於我的評論，因為我很了解自己的劇本。」不聽，不是對自己沒有要求，只因那要求是自己與自己的誓約。
香港電影要夠瘋狂
彭浩翔作品中表現出的那種有趣，是他將內心一些有趣的東西呈現在作品中。但現實生活中，他是做事很低調的人，不喜歡整天站在許多人面前，不喜歡說話，平日很悶，和太太可以一整天不講話。
他說：「我是一個怕醜也怕生的人，看我的戲可能覺得我整天嘻嘻哈哈，一定很喜歡玩，但其實我比較內向。」除了工作，他不喜歡出門，盡量避免social，很多時候在社交場合要麼是不知道要講些甚麼，要麼就是講錯話。儘管因為工作，在公眾場合常常需要講笑話，但平時他對身邊親近的人卻不苟言笑。「我很多同事因為看了我的戲和我的書之後來工作室應徵工作，之後發現：咦？以為老闆每天都會講很多笑話，但怎麼都不笑的？」
《低俗喜劇》不遷就內地市場，擺明是要做一齣瘋狂的喜劇，這或許是彭浩翔秉持「不迎合」的那部分堅硬質地。「不如讓它做個純港片，因為觀眾很久沒看到一部瘋狂的戲。」
他眼中的香港電影發展前景永遠都不會割裂本土性——「我們不能排除要成為華語電影的一個部分，但融合不代表會失去自己的性格。」他認為香港電影的精神可以體現在不同的電影中，甚至包括合拍片或西方公司投資的片子。不需要界定「香港電影」的產地是哪裡。「香港電影只要有香港精神在其中就可以了。」
而對彭浩翔來講，香港電影的精神，就是本質足夠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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