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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祠堂
中國傳統宗族，既是社會結構，也是一種文化群體的現象。它的作用體現在傳統宗族的教化職能，培養出大批知識分子。很多宗族中的富裕家庭子女，成為中國二十世紀著名的政治人物，影響了中國社會，如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等。而廣東著名的農民運動領袖彭湃，更是大家族培養的典範。這樣的人物出現，是宗族職能的體現，他們試圖改造中國的農村結構，也在一定程度上摧毀了中國的宗族。
1949後，中國的宗族勢力一度被邊緣化，原因是內地政府奉行「政權下鄉」的原則，在農村中建立政權性質的組織，將宗族共同體由新的共同體代替——農村有生產隊、村民小組等，城市則是靠單位、編制制度去維繫。宗族的一些職能也被國家化——例如對輕微犯罪的人進行管制等等。
改革開放後，內地出現了社會原子化趨勢，社會走向個體，個人在獲得不同程度的自由的同時，也導致個人失去了賴以依靠的共同體——農村的生產隊、村民小組隨著進城農民工的出現，而逐漸瓦解等；城市，則隨著人才流動頻繁、戶籍制度的逐步改善，人員流動加快，傳統的單位制度也慢慢解體。
同時，中國南方尤其是東南沿海的宗族勢力，在1949年後，由於歷史以及連結港澳台、海外僑胞的原因，並未徹底消失。因而改革開放後，政府開始強調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尤其是華僑華人的資本進入大陸。宗族的血緣紐帶，成為一種拉動地方經濟的方式與資源。因而各地宗親會紛紛建立。
在一個社會中，既要保障自由，又要讓人有安全感與歸屬感，那麼，需要的是介於個人與政府之間的市民社會，讓個人依據自己的喜好、價值或利益形成「小共同體」。但是，當今中國社會的這種「小共同體」發育還極為不成熟。在這一背景下，宗族重新在一些地方興盛起來，承擔起小共同體的職能。宗族不僅僅成為政府管理農村的一個方式，同時，在法律意識不斷增強、社會矛盾不斷加劇的背景下，宗族也成為權利與利益博弈的一種工具。
其實，前人甚至洋人在總結中國近代化以來的宗族現象時，就發現過度強化的宗族意識，會讓中國人只有家族、地域的觀念，而缺乏了整體意義上的國家、民族觀念。晚清留學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在相互交誼時，也是以同鄉而聚集的。著名革命黨人陳天華就強烈抨擊過這種「只有鄉土、沒有國家」的思想意識。
大而化之，從家族、地域到整體意義上的國家民族，這種群體概念的擴大，不是空洞的。以香港為例，香港人面對的國家概念，不是抽象和空洞的，而是極為具體和實際的生活存在。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忽略和迴避的事實。例如，在本港，一個往生者的碑文，一定會有其在中國內地的祖籍地名稱。而在現實中，日用的蔬菜、飲用水，甚至金融體系的銀根存底，悉數來自於中國內地。試想，若具有中國內地、大陸等標示的人或物在一天之內全部離開香港，香港會出現怎樣的景象呢？
香港是一個尊重個體自由、同時又有濃厚宗族傳統與祖先崇拜的地方。這種傳統與現代的融合，應該促使香港人有更多的現實和理性思考。這對當下或是未來的生活，都將有巨大的裨益。 文、攝：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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